【编者的话】
自2004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即“循环经济”概念首次写入国家文件算起，中国的循环经济已走过20年。
这20年来，在推动循环经济的制度与机制、技术与基础设施、金融与投资、土地与空间利用等各类创新的路上，有诸多政策制定者、研究者、企业家和工程师等，不断进行着思考、讨论与实践。
我们借助他们的讲述，梳理了过往20年中国循环经济的经验和成果，希望推动讨论与化解行动中的障碍，拓宽循环经济发展之路。
89岁的清华大学化工系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金涌，是著名化学工程专家，流态化、反应工程领域领军人物，获得诸多原创性成果，也是循环经济领域相关学科发展与实践的开拓者。立足化工领域面向循环经济，他在技术研发、企业应用、政府支持等方面推动连接，取得重要突破，也获得了显著经济和社会效益。以下是金涌院士的讲述。
从生态主义到循环经济，与考虑化工全周期安全是一致的
世界上对循环经济的酝酿，要从很早说起。上世纪60年代，世界经济发展非常好，美国、欧洲都增长非常快，亚洲也出现了四小龙。这时候，有一位科学家蕾切尔·卡森，写了一本《寂静的春天》。她说，假如这么发展下去，污染太多，资源用尽，将来春天鸟叫声都没有了。高速发展是有问题的，会造成大量污染，大量能源和资源的消耗。因此，发展是有限度的。
大学时代的金涌。
1968年，罗马俱乐部成立，人们用当时六七十年代的数据计算，认为情况很危险，发展肯定有其限度，过程中会有资源、能源、环境的破坏。但同时有一些人认为，经济发展是无限的。当提及资源不够时，他们就说，还不知资源有多少，比如海底还有可燃冰，等等。所以，从上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一方说发展是无限的，一方说无限的发展是危险的，两派僵持不下。但彼此都没有确凿的根据。1990年代末，生态主义者介入，提出既然大家都没有证据，无法说明情况是否真的危险，不妨看看自然界的演变。
自然界在寒武纪后期，突然爆发出很多不同的生物，也即物种大爆发。其中，出现三类重要角色。植物用阳光、水和二氧化碳，合成淀粉、油脂等。动物吃掉这些物质，排泄物被土壤中的微生物分解，又变成简单的化合物被植物吸收。所以，植物是生产者，动物是消费者，微生物是分解者。如此，资源循环利用，4亿多年下来没有问题。太阳光驱动循环。太阳光一照，叶绿素就合成了。就此，生态主义者提出，自然生态运转得非常好，是循环的模式，那么企业、社会能不能依照这样的模式去做？这就提出了循环经济的思想。
清华大学化工系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金涌。澎湃新闻记者 权义 图
上世纪末，中国有很多“小化工”。它们资金相对不够，又要跟大公司竞争，极力压低成本，因而出现很多问题。当时的新闻里，时有原料泄露、爆炸着火等消息。由此，化学工业就被人诟病。
化工虽不能说一点危险也没有，但实际上，相应的危险都是可预防的。之所以发生事故，都是违反操作规程、偷工减料造成的。在相关讨论中，这类话题就延伸到，化工是不是有害的，会不会造成污染，应该不应该扩大生产。事实上，人们衣食住行，哪怕10分钟都离不开化工。既然化工是必须要有的，那么就一定要做到全生命周期的安全。
这样，我最开始设计化工产品时，就需要考虑安全的问题：生产过程安全，使用安全，报废安全，循环利用还要安全。全生命周期安全的思路，就很接近循环经济。由此慢慢体会到其中的道理。
我们在与海外交流学习的过程中，借由生态主义的视角，中国的科学家就意识到，自然生态是循环的，社会生态也需要循环。
当时中国也存在污染严重，资源不够，很多要从国外进口，甚至有很多“洋垃圾”。这些问题都需要解决。故而需要传播循环的思想，打造一种循环利用的模式。20世纪初，大家分别发表文章。我们清华是其中之一，还有其他几所学校的老师。大家感觉到，国际上生态产业的思想，对中国非常重要。于是，几位志同道合的教授，就一起申请召开一次香山科学会议。香山科学会议，是国家科技部（注：原国家科委）和中国科学院共同支持下于1993年正式创办的多学科讨论会。
2002年12月召开香山科学会议第198次学术讨论会，讲生态工业和循环经济。因为发展循环经济必须有生态工业支撑。当时邀请了大约60人，包括约10位院士，以及对此有兴趣的各大学教授。大家都认为，循环经济这件事很重要，于是组成了循环经济学会。2002年至今，坚持每年都开一次年会，大家轮流主办，讨论循环经济的发展。
经过我们的鼓动和宣传，教育部创设了“资源循环科学与工程”专业，很多大学都建立了相应专业。大家一起讨论专业课程设置、教材编写等问题，一直保持交流和讨论。但对产业层面的问题，我们这些老师还无法进行实际推动。
留苏时期金涌（左一）和同学合影。
提炼循环经济的生态学基础、科学基础，经济学基础、工业基础
在实际推动方面，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主任毛如柏，认识到这个问题，于是打报告给中共中央。报告得到批复，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环保总局推动循环经济。2003年，国家发改委开一次大会，做全系统动员。时任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亲自来讲，循环经济对中国为什么重要，有哪些必要性和不可替代性。关于发展循环经济的可行性，是技术问题，需要请个院士来讲，国家发改委找到中国工程院。工程院知道我们正在做这件事，就让我去讲。
所以，在这次大会上，马凯主任讲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性、必要性、不可替代性，我讲可行性。之后，在发改系统宣传循环经济，我就开始到处讲和宣传循环经济。
这一过程中，国家发改委的同志们就提出了意见，认为不能只从生态角度讲为什么要发展循环经济，还要从科学角度出发，去讲科学依据是什么。不能仅仅说这件事重要，还要说怎么干。这样就能一起来推动这件事。
我就说到，循环经济的科学基础是熵增原理。诺贝尔化学奖（1977年）获得者伊利亚·普里高津，曾提出非平衡态热力学，专门讲了熵增和熵减。熵增、熵减的科学原理，能证明循环经济是可行的。比如，原本水是干净的，用来洗手，水就脏了。能否再重新变成干净的水？需要能量注入，用蒸馏的方法，可以得到干净的水。
循环经济的经济学基础是什么？我们经过仔细研究，认为还是市场经济的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看不见的手”，有人卖肉，有人卖布，有人卖粮食，大家都为了自己赚钱，同时相互构成了对大家有用的系统，“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不过，大炮和黄油不可兼得。如果转入军事经济，准备打仗，民营企业就发展不起来；如果搞黄油，即关注民生，经济轨道就必须和战时不同。总之，有十条市场经济的基本原理，是能给老百姓讲通的，都能支撑循环经济。
但经济学中，没有提到资源、环境的问题。我们又为循环经济加了几条。其中一条，循环经济的基础是补偿机制。比如，河流上游进行保护，让河水不受污染，下游就会受益，但上游的经济发展可能因此受限，下游需要给上游补偿。
还有一条，循环经济一定是又循环又经济的。如果环境标准无限高，经济上不划算，就不符合经济的原则。所以，不经济的循环不叫循环经济。如果产品和技术一直需要国家补贴，是不可持续的。
另外，我们还说到，循环经济是市场经济的补充。市场经济要靠消费推动。人们做了就卖，就使做出来的东西越来越多。与此同时，产生大量垃圾，消耗大量资源。由此，我们可以把垃圾重新变成资源。比如，现在要使用锂电池，锂很宝贵，必须把废弃电池中的锂提取出来，重新做电池。以此解决资源和环境的问题。在生产过程中，可称之为“特别的生产原则”。所以，循环经济在经济学上是有价值的。
在工业层面，循环经济必须有工程的基础。工程上有哪些面向循环经济的方法？其中之一是，循环经济一定是规模最小化的。因为规模小，意味着这个闭环（Loop）更短。而且，要从全生命周期考虑。比如，在制造东西的同时，就要考虑使用后如何回收。这就是全生命周期的清洁工艺。
以上就是对循环经济的生态学基础、科学基础，经济学基础、工业基础的讨论。这样就从各种角度，把循环经济真正变成一种学问，而不是一句口号。这是我们的责任。现在每年循环经济学会开会，也继续讨论怎么培养相应的人才。
后来，我去找国家发改委的赵家荣司长（注：赵家荣，2000-2003年任国家经贸委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司司长；2003-2010年任国家发展改革委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司司长；2010-2012年任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兼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司司长）谈这件事，说我们可以把企业家联合起来。2013年，国家发改委成立了中国循环经济协会。协会是和企业家联动，循环经济学会是和教授联动。我曾是清华大学中国循环经济产业研究中心的主任，我们和协会的关系也非常好。过程中，我与海内外的各位研究者合作，写了很多书。比如《生态工业：原理与应用》《煤炭利用过程中的节能技术》《绿色工程原理与应用》《资源·能源·环境·社会——循环经济科学工程原理》《低碳经济的工程科学原理》《生态农业工程科学与技术》《2060中国碳中和》等等。
金涌的部分著作。澎湃新闻记者 权义 图
后来，我也参与了循环经济促进法起草，起草组组长是时任全国人大环资委副主任委员冯之浚，与他搭档的是孙佑海（时任全国人大环资委法案室主任）。起草组还包括赵家荣、毛如柏，还有时任科技部副部长刘燕华。
前几年，赵家荣司长退休了。她希望把循环经济促进法中的“促进”拿掉，促进法是“老虎没有牙”，没有惩罚力度，改成“循环经济法”，就会有严厉的限制，老虎才有牙。但这件事牵扯到各个部门，比较复杂，推进比较慢。
帮助贵阳建成中国第一个循环经济市
本世纪初，时任贵阳市市长孙国强找到我，想把贵阳建成中国第一个循环经济市。详细谈起来，他说，想做这几件事。
第一，贵阳是山围着的平坝，当时100平方公里，满满的没地方。贵阳要发展，空间上必须扩展。边上当时有一个劳改农场。孙市长希望把劳改农场搬家，打隧道，通交通，新开辟100平方公里的市区，让贵阳有发展空间。
我通过学校，找到了清华建筑学院，帮助贵阳市编制了相关规划（《贵阳市循环经济生态城市建设总体规划》，2002）。空间方面，建四个大的现代化建筑，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协等都搬过去，建一个大旅馆，再建一个展馆。
第二，贵阳当时还有一条河特别脏。孙国强市长说，这条河要治理一下。我就请清华环境系介入，去解决河流污染的问题。
第三，贵阳要解决钱的问题，要建循环经济工业区。孙市长说，这是你们化工的事，我们这里有磷矿和煤矿，能不能给我们规划一个磷和煤的产业园区？我说，你准备做多少？他说，你能做多少？我说，咱们第一期，就吸引了180亿来投资。因为这里有矿石资源，是有底的。我替你宣传，给你技术，帮你找人。
没想到，一年半就找到180亿的投资。因为需求是有的，贵阳又肯拿矿出来。这样，就建了几个磷化工厂。有几个大磷肥厂，就是我们帮他招商引资、规划做出来的。后来，成立了一个产业园区。做这件事既收到了税，也有了钱。地方的经济问题就解决了。
这些事情成功以后，孙国强市长非常有前瞻思想，继续往前走。后来，他升任贵州省副省长。他说，贵州气候凉爽，可以建设计算中心。大的算力中心非常耗电，贵州一年四季都很凉快，可以节省空调耗能。他就宣传“凉都”，进行招商引资，我们也帮他宣传，大笔投资来建算力中心，后来算力中心也建起来了。
贵阳打造循环经济市，是大家共同出力。现在孙国强退休了，我们跟他合作差不多十年。当初，他第一个找到我，我给他牵线，找校长，又找环境系、建筑系来合作。我们还把一个助教派去，作为市长特派员，跟我们联系。相当于举全校之力来帮助贵阳。
贵阳当地的化工还在升级。之前把磷做成肥料，肥料相对不值钱，做出来是亏的。现在要把原先用来做肥料的磷，做成电子级磷酸。现在电池的储能材料，磷酸铁锂、六氟磷酸锂，都要用磷酸盐。这个技术是我们做了转让给他们，通过这样源源不断的技术支撑，资源的利用率和效益大大提升。
金涌指导青年学者进行研究工作。
循环经济的实践，重要的是做出样板
当时循环经济的落地，要让大家一下子都说好，都去实践，并不现实。好多人认为，循环经济是理想主义，又叫马儿跑，又叫马儿不吃草，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所以，循环经济可不可行，究竟可行到什么程度，是有争议的。很多人提出了各种问题。
之所以我们能够干这件事，主要是政府愿意干。国家最高领导人认可，发改委有财政支持，可以提供补贴，事情就好办多了。地方上很积极。我们慢慢让几个循环经济的产业园区实现了，这就有了成功的先例。实际上，假如技术先进，循环经济产业园区真正建成之后，不会赔钱，会赚得更多。把过去扔掉的资源，循环利用起来，形成了更多盈利。大家看到了路径和方法，就愿意干了。需要真金白银，不见兔子不撒鹰。没看到样板，我就不干了；有样板，我就照着干。
举个循环经济办得好的例子，中南大学下海的教授，我和他们很熟。他们在湖北荆门建了个格林美。可以说是做得最好的，十几年前就已成规模，他们的地方比清华的院子还大，能回收几乎所有的工业废弃物。一些废弃物本来不值钱，但循环利用起来就发财了。我们也帮他引入各种技术。这个事不但是为了清洁，而且有利可图，还解决国家的问题，大家就有了积极性。
格林美在很多方面有技术，慢慢就转起来，大起来。技术很重要，引起人们的兴趣也很重要。
我也十多年没去了。记得他们办过一个展览，在厂房上建了高架通道，小孩可以在上面跑着玩儿，在通道上能看到整个回收过程，也不影响下面工作。还放了一个非常大的金元宝，材料就是从手机里回收的金，说谁搬得动就可以拿走。这就引起了大家的兴趣。后来很多人愿意跟他干。
2013年，我当过山西长治的顾问，那时当地也想做循环经济，我就说，帮你介绍一个企业。这样就引进了格林美。印象中，当地把一个废弃的厂，提供给格林美，结果就搞起来了。这件事企业家本来就要做，而且地方又有优惠条件。我主要就是帮助大家，在其中起的作用很小。
当然，光有处理技术也不行。比如，收破烂的渠道，有正规的和不正规的。大厂技术很先进，不会有二次污染，能处理的量很大，但拿不到那么多废品；小厂通过非正规途径，可以把很多废品收回来，但处理的办法不行，既造成污染，也浪费资源。所以，怎么让废品真正流到大企业，能够规模化获利，而不是进入非正规的小企业，形成二次污染，这是很重要的问题。
以汽车回收为例，旧车不一定真正回到正规的拆解系统。我们曾在国家发改委组织下做过课题，认为可以利用贴牌技术，持续跟踪，让废车一定回到大厂，不能走到别处，也不能再次贩卖。这样，以技术来解决回收企业的难题。另外，还有资源回收企业提出，收不到废品。因为，此前废品收购者都有自己的渠道。这类社会层面的问题，就需要配合政策的方法。
一方面是技术，一方面是政策。我们把新技术介绍给厂里，没有技术，就循环不了。而如果断链了，就要把循环接起来，让它通畅运转。我们就是这么干的。
一开始大家都说，你们是理想主义者，想得太天真了，哪里那么容易，还会赔钱，等等。后来还是真正做了起来。当然，这是大家做的，不是少数人就能做成功的。
首先是最高领导人的支持，还有国家发改委、环保总局的支持。又比如毛如柏、解振华等具体的人做的工作。
举一个和解振华有关的例子。我们有个二氧化碳循环利用的技术创新。电厂烟囱排放的气体，含二氧化碳14%左右，其他成分是氮气、氧气等等。这14%的二氧化碳能不能利用？
这项技术是把烟气里的二氧化碳气体重新做成固体粉末。纸之所以沉，是里边加了石头粉；做家具的硬塑料等，都要加碳酸钙的粉。这个技术做成并汇报之后，解振华就打电话找我：这个鉴定会的主任是你，你说说，这事儿是不是假的？他找我去国家发改委汇报，我跟他讲，这事儿绝对是真的。这是清华一位教授最开始干的，我参观过他的实验室，还给提了意见。这个工艺技术是没问题的。给你写的报告里说，能够赚钱，这事儿我不能打包票。技术绝对是真的。
解振华说，不用赚钱，我们赔钱也得干，只要是真的技术，就有价值。后来，我们找了一个公司，做了千吨级的中试，也证明技术可行，还要建10万吨级的大厂。
你有新技术，得让企业看得上；要让企业看得上，最好有领导支持一把。特别是，在开始的时候，提供点所谓风险投资之类的。
循环经济不知道多少人参与。直到今天，清华大学中国循环经济产业研究中心还在进行活动。循环经济这个事儿，应该继续推动下去。
园区是治理污染的手段，也是循环经济的载体
国外的企业相对比较大，循环的问题可以内部解决。而中国的国情是，中小厂比较多，采取工业园区的办法就是比较好的方式。
国家对重点污染的产业管得比较严。比如，过去用铅酸蓄电池，铅是很毒的，电池用完以后要严格回收。十几年前，在河南和安徽交界的一个镇，形成了很多回收铅酸电池的厂。它的废液酸性很强，含铅很多，倾倒会污染土壤。而炼铅时产生的蒸汽，落到周围田里，会污染粮食。这样污染很大。
当时，我和解振华去考察，说这个问题要解决。解决方式是：国家给钱，让20家厂都在一块，不能分散，这个区域的地面都做硬化，来回的汽车都要冲洗轮胎，防止把含铅的尘土带出去。方圆五公里内，不种粮食，全部种树。这样，蒸汽落在林里，相对来讲，问题不大。
建成后，过了一段时间，我和解振华又去检查落实。他们表现得非常自豪，因为根据原来提的意见，当地相关方面投钱了，发改委方面也给钱了，最后建成了，路面也都弄好了。他们以为，这样会得到表扬。没想到，我们又提了很多意见。比如，我们提出，废电池盒堆成一堆，再拿水冲洗。这不成，里边洗不干净，往下加工就会带到废液。一定要冲洗干净，才能进行下一步。
怎么办？要拿个机械手，抓住这些废电池盒转圈，用水把它清洗干净。又比如，要建信息化的生产线，一定要洗干净。他们说，你们简直太可怕了。实际上，产业升级就要更严格。
得益于国家发改委等部门的推动，如今中国已有几十个生态工业园区。
最初，大约从“十一五”起，财政部拨款给发改委用于推动循环经济。由发改委每年提出意向，哪个省愿意做生态工业园区，就需要组织产业集群。也就是，不同企业凑在比较近的范围里，比如一个大区或一个县，让第一个企业的废物变成第二个企业的原料，第二个厂的废物变成第三个厂的原料，以此类推，让资源循环利用起来，把污染减到最小，如此形成循环经济生态产业园。各地大约提出20多个方案，我们进行评比，提出完善建议。最后挑出七八个方案，由国家发改委提供补贴。然后以五年为期，进行验收。
这样连续搞了大概两个五年计划。之后，我们从中总结出不同行业的指导原则，比如炼油厂该怎么做，钢铁厂该怎么做。因为国家发改委提供补贴，各个省也非常积极。两个五年之后，进入新的阶段，就不再有这笔补贴了。后来一段时间，工信部也有类似的项目，提供的资金补贴也不多。
生态产业园中，甲厂的废物给乙厂做原料，乙厂的废物又给丙厂。资源就得到充分利用，相互促进。甲厂的废气温度很高，正好乙厂需要加热，能量也可以梯级利用。这类生态产业园有没有坏处？比如，乙厂原本要消化甲厂的废物，但乙厂采用了新技术，不需要甲厂的废物了。那么，甲厂就不干了。怎么办？
面对新的问题，要考虑新的办法。怎么能有柔性和余地，规划时就要想这个问题，不能绑得太紧，免于相互制约。多元化就能缓解这种压力。比如，甲厂这些废料，还可以给丙厂用，这样就方便各家做出调整。
现在，有了新思想，就是碳中和。说到根子上，碳中和是碳元素的循环，要把二氧化碳重新利用起来，等等。循环经济是解决资源的循环利用，而碳中和是解决能源的循环利用。资源问题和能源问题解决好，对中国的发展非常重要。
2023年5月，88岁的金涌开通短视频账号，以更新潮的方式面向更广泛的群体进行科普。
循环经济的技术应用与现实社会
农业方面，我们清华有位教授，推广可降解薄膜。新疆一带种棉花，可是天气冷，棉花出苗晚，生长就不好。要让它早出苗，就得让地温上升。在播种后，地表面铺上塑料薄膜，太阳一照，温度升高，薄膜就可以保温。这样发芽可提早一周到10天。芽长大后，这层膜就没用了。过去一般使用聚乙烯薄膜，留在地里会截断根系吸水的通道，所以要拣出来。但薄膜非常不好拣，土地就会被塑料薄膜污染。
我们做的可降解薄膜，在作物发芽和成熟后，大概半年到一年，就被微生物和阳光分解，没有残留的物质。这项技术已经在新疆广泛应用，现在正在东北、西北等寒冷地区推广。大家都十分认可，唯一缺点是价格贵。但因为不用回收，很多人也愿意支付这笔费用。
关于塑料，现在国际上最重视的是废塑料。中国的塑料回用还是挺好的。因为有拾荒大军，有垃圾回收这套体系。稍微能卖钱的塑料，都会有人捡回去。但是，当下唯一厉害的问题，是塑料袋。到超市买东西都会给塑料袋，人们拿回家用来装垃圾，再扔到垃圾站。又薄又脏的塑料袋，没人回收。可能被送到垃圾填埋场填埋，这就造成了污染。
假如我们支持一个企业跟垃圾场合作，放一台鼓风机，用风把垃圾里的塑料袋吹出来，剩下的垃圾再去填埋。这些吹出来的塑料，塞到热炉中，在500摄氏度之下，就变成分子量很高的液体。把它拿去化工厂裂解，可以变成汽油、柴油、煤油等。这样，1吨塑料袋可以变出0.8吨的油量。循环利用，就把垃圾回收了。
如果把这类回收全部做好，中国可以有几千万吨的油。但是，这个目前推广不了。有一家小企业做了这个技术，实验成功了，但需要找一个地方做示范，跟着填埋场去进行回收和再利用。如果要建站，我想，得需要几千万到1亿。这件事没人肯投资。到现在为止，建不起来。目前，有的造纸厂对废纸重新循环利用时，使用这一方法，让其中的塑料薄膜分离变成油。但没有应用于垃圾场的例子。
另一个例子是，大约十多年前，农村提倡沼气循环利用。把人畜的粪便、切碎的秸秆，放在沼气池里发酵，产生的沼气可以用来做饭和取暖。这样既能省煤，沼气池发酵剩下的渣滓和沼液又可以作为肥料，掺在化肥里上地就很好。因此，这就可以把本来产生污染的废物利用起来，解决农村用能的问题，也解决肥料的问题。
国家当年鼓励每个农户建一个沼气池，比如说成本是2000元，可以提供1000元补贴。后来沼气池建了不少。可是，沼气池里的微生物会老化，时间一长，产生的沼气就会越来越少。这就需要维护。另外，沼气池冬天不产气，而且一上冻就裂了。所以，农民觉得这件事太复杂，慢慢就不想干了。
我们有的老师就改变了想法：一家一户做沼气池不可行，假如把沼气站建在一个100户人家的村里，所产的沼气给100户人家用，沼气站由公司管，有专人维护，定期更换微生物菌种。而且可以采用技术，冬天用太阳能把温度提上来，让沼气池全年都产气。这样就变成由一个小企业来做这件事。
这么做，行不行？当时的技术条件是可行的，但这一做法没有推广起来。因为企业家尝试过后，发现要跟100个农户打交道，非常麻烦。农户如果不交钱，企业很难索要，也无法停止供气。如果在城里，有人用煤气不交钱，相关方面会来管。农村的情况就不一样。所以，国家没有政策协调企业家和老百姓的关系，企业家就发现，对这件事的投资，最后收不回来。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虽然样板技术有了，但启动和推广还需要各方面支持。政府部门、企业、科学家、工程师等，大家通力合作，来把这件事做好。假如真能做好这个事，每村建一个厂，建两个小的沼气站，就能解决很大的问题。
针对这类项目，边远地区可能不好管。可以从城市周边经济比较宽裕的地方开始，居民交得起钱。政府首先要先给一些资金支持，并提出相应处理办法，不交钱怎么办，等等。其次，得有政策让大家认同。做沼气站虽然有成本，但总效率提高了。可以设计各种方法，使其成为一个健康的市场。比如，用户可以用排泄物或秸秆等抵账，送到沼气站，就不需要交那么多费用。同时要让大家提高认识，形成共识。
还有一个例子。中国用煤是必须的，煤的转化就很重要。2004年左右，我提出可以用低物耗、能耗的煤基液体燃料生产技术。十几年前，这个产业非常热，在山西、内蒙古一带建了很多厂，让煤变成化工原料。第一批推进比较成熟的，是煤变成油，比如烯烃、芳烃，做成乙烯、丙烯。煤变油的产能大概有1000万吨，由MTO技术变成乙烯、丙烯的产能有1300万吨。但有了新问题，过程中有大量二氧化碳排放。1吨乙烯丙烯的生产，要排出20吨的二氧化碳。现在要碳中和。
还有一个问题是，煤转化的油基本是柴油。当下用电动车，油的消耗越来越少。柴油已严重过剩，所以，用煤变出的油，作为燃料质量不好，还有大量二氧化碳排放，水耗也很大。所以，这些厂很尴尬，现在得给他们找出路。
考虑到煤变出的油，和石油炼出的油不一样，里边芳烃比较多，能不能把它变成芳烃，做成各种材料呢？比如，做成α-烯烃，可以跟乙烯共聚，变成更好的聚乙烯，成为化工原料，而不是做成燃料。那么，就有了新的方向。
因为二氧化碳排放太多，现在所有煤变油的厂，都在想办法把油变成材料，同时二氧化碳排放又少。目前还没有一个最好的突破性技术。大家还在研究中。比如，我们设计了一个链条，假如把煤加热到1000度，不见空气，这时往里通二氧化碳，把煤作为还原剂，把二氧化碳还原成一氧化碳。一氧化碳用处就多了。比如，现在一氧化碳可以发酵做酒精。所以，不是没有办法。未来一定会有更成熟的技术，能利用煤变成材料，而且二氧化碳排放少。
政府支持科技创新及成果转化，需要下功夫
科技创新以及成果转化，就是把这些技术和企业家搭桥，让企业家能够了解并投资。国家需要拿出来一点钱做风险投资，必须允许失败。比如，支持一项新技术产业化，过程中没钱，可以给补贴，假如失败也不追究责任。我觉得，关键是需要国家的帮助，也需要让企业家认同。要不然，企业家有时真是不知道拿着钱要干什么。必须有人敢第一个吃螃蟹。吃了以后，成功了，就好办了。
我觉得，清华大学面对的问题最严重。清华大学要研究的一定是最前沿的。如果研究一些落后的事情，是没法发文章，没法在世界上站住脚的。我们干的很多工作都是最前沿的。我们经常拿一个技术，找企业家说，我这技术怎么好，但企业家不是很信，问国际上哪个地方有过这样的东西。我们说，这是国际领先的，世界上还没有。那企业家就说，我也不着急。因为第一个风险太大。那么，假如国家可以有一些支撑，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企业家得有冒险精神，当然也要防风险，必须有辨假识真的眼光。决策错了，你的企业就完蛋了；决策正确，你就发大财了。所以，企业家得懂技术，本身得有头脑，得有学问，还要有判断力。也要给领导说清楚，政策层面，需要能支撑，需要能挑准风险投资的对象。
技术推广需要政府支持，但政府也不能乱用钱。比如，中国循环经济协会，可以组织一个高级咨询中心。邀请各领域的权威专家，帮助政府部门进行评估和决策。按照不同行业分不同的评估组，可以是固定的专家和非固定的专家结合，或邀请智库召开评估会议。现在做得比较零散，大家有时候睁一眼闭一眼就过了。需要有专家评议，要给出一定的权威性评估。我觉得可以做成。不过要下很多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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