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倩/发自瑞士日内瓦
在昨日的世界贸易组织2024公共论坛上，哈佛大学经济政策实践教授，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前主席杰森·福尔曼（Jason Furman）分析了国际贸易的重要性。他强调说，在过去25年，全球化极大提升了居民福利，是减少全球性不平等的关键。
（图片来源：世贸组织）“虽然这期间全球人口增加了20亿，依然有超过10亿摆脱了极度贫困，这就意味着整体上全球消除了七成的贫困。”福尔曼补充说，全球化还不仅是消除贫困这么简单，因为与此同时，诸多和人类进步相关的关键指标都有了改善，比如平均寿命，新生儿和幼儿死亡率，以及文化普及力。这些进步主要得益于经济全球化。全球化不仅意味着货物和服务的流动，也包括资本的流动，外商直接投资，以及人和观点的跨境交流，国际教育的交流。全球化改善了经济水平，并让这些财富被更高效的分配于人们生活质量相关的方方面面。
与此同时，和亚当斯密的经典经济学相对应，全球化还一定程度加深了很多国家的“专长”，让他们深耕于某一个领域并取得极大成就，自然形成了“术业有专攻”，不断地促进市场化技术创新。
就美国的情况而言，福尔曼认为，在过去几十年，美国的生产力提升有1/4是由全球贸易所带来的，带来了实际的工资增长。从平均工资水平的劳动者的角度来说，他们的购买力实际提升了25%，这也是受益于国际贸易，让他们可以享受到来自全球各地质优价廉的各色商品。这同样让低收入群体提升了购买力。
即使取得了上述的成就，福尔曼也看到了全球化面临着怀疑论和政治上的抵制。
他认为，对于全球化的质疑主要来自广为传播的一些“误解”，这些“误解”认为贸易是受益了少数人，却没有照顾到大多数。这一“误解”本身，忽视了全球化在减少全球不平等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尤其是在2000年到2020年期间。很多拥抱全球贸易的国家实现了大幅经济增长，而那些让自己与全球化隔绝的国家和地区，却可能失去了这一机会。
针对贸易有一个误解，就是将贸易和科技创新视作根本上完全不同的两种事物。对此，福尔曼用了一个绝妙的比喻来进行解释：“如果你有一个机器，可以将大豆直接变成汽车。但这个机器的出现，可能很多人会失去工作。在这种情形下，大家可能会同情因为这台机器失去了工作的工人，补偿他们，但不会对这个机器本身有太大的意见。可实际上贸易就如同这台可以将大豆直接变成汽车的神奇机器。你将大豆放入集装箱，运到另一个国家，运回汽车。虽然结果一样，但大家的情绪和考虑问题的角度就完全不同了。”
福尔曼认为，很多人认为关税就是给别人收税，而不是自己。实际上最终给关税买单的，要么是物价上涨后的消费者，要么是引发对方的报复性关税，还要把收到的关税还回去。因此，“关税被视为保护本土产业不被国外竞争所冲击的一种方式。可实际上，关税提升了本地的物价，伤害的是消费者，同时也伤害了他们想保护的产业。”
“关税通常由你们自己的消费者买单。”福尔曼说。
福尔曼认为，这种对全球化的反思有很多成因。地缘更迭让很多国家更关注于自给自足，加上贫富差距增大，移民问题，供应链问题，导致现在对于全球化有很多质疑的声音。
“我觉得全球更像一株蒲公英而不是兰花。无论你把蒲公英生在何处，它都能寻到蓬勃之道。兰花则极度敏感，需要被呵护，要满足所有生存条件才可以。贸易从某种程度来说就像蒲公英，因为贸易的益处实在是太大了。”
总之，如今世界正在经历诸多的地缘政治不确定性，眼下的挑战就是如何能够打造一个更加包容和具有韧性的国际贸易体系。展望未来，福尔曼强调了捍卫全球贸易的必要性，确保这些益处都会被广泛分享。不同的国家之间都可以达成协议，鼓励其他人共同参与。
“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能够负担得起继续深入国际化，而是我们是否可以负担得起不去国际化。”福尔曼坦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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