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兰西的二律背反》，[英]佩里·安德森著，吴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年5月出版，200页，68.00元
亨廷顿的名作《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有一个著名论断：共产主义的力量不仅在于马克思主义及其经济学说，而在于列宁主义及其政治理论和实践，是列宁的政治理论将工业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组织起来，获得了改造世界的力量（[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275-276页）。然而，霍布斯鲍姆在《如何改变世界》（How to Change the World: Tales of Marx and Marxism）中却针锋相对提出，虽然列宁意识到需要建构一套系统的国家和革命理论，但十月革命的爆发使他来不及完成这个任务，在革命后的紧张形势中，列宁的政治分析紧贴实践需要，是实用、偶然且临时的，并不构成专门系统的政治理论；创立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功劳，应当属于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始人和领导人安东尼奥·葛兰西（[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如何改变世界：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传奇》，吕增奎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327-339页）。在《狱中札记》中，葛兰西将政治视为“一门自主的科学”，并探讨了政治科学“在系统（连贯和符合逻辑）的世界观中、在实践哲学中，政治科学的地位或政治科学应有的地位的问题”（[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姜丽、张跣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99页）。在霍布斯鲍姆看来，葛兰西“是1917年以来西方最具原创性的思想家”（《如何改变世界》，324页）。在他逝世后的三十年里，葛兰西的代表作《狱中札记》以及其他著作得以出版并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尤其是英语，使他的影响力逐渐越出意大利，获得了国际性的声望。随着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欧洲共产主义”（Eurocommunism）的兴起，葛兰西的国际影响力达到顶峰（同前，342页）。在亚欧大陆的另一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紧接着便进入八十年代火热的思想解放进程。于是，在西方世界如日中天的葛兰西，随着引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潮流一道传入了亚欧大陆另一端的中国（陈学明等：《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历程与影响研究》上册，天津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9-36，136-148页）。
安东尼奥·葛兰西（1891-1937）
葛兰西政治理论中最具原创性的内容之一，是他对egemonia（hegemony/霸权/领导权）的分析。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国内也产生了大量关于葛兰西“领导权”思想的研究。而提到葛兰西的hegemony理论，就绕不开一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品——佩里·安德森的《葛兰西的二律背反》（The Antinomies of Antonio Gramsci）。这部作品对葛兰西《狱中札记》中的hegemony概念进行了细致的语文学分析，起初以长文的形式首发于1976年《新左评论》（New Left Review）第一百期，2017年出版成书。它的敏锐和深度，哪怕在将近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依然出类拔萃。
一
《葛兰西的二律背反》实际上是一个独特“时势”的产物。在序言中，安德森回忆，该文的写作正值意共与天主教民主党达成“历史性妥协”以及“欧洲共产主义”兴起（第4-5页）。安德森没有解释其中的来龙去脉，这里不妨稍作展开。
意共的“历史性妥协”，首先源自欧洲各国共产党普遍希望探索一条不同于苏联模式、适合本国条件的社会主义道路。意共是其中的先锋。苏共二十大后不久，时任意共总书记帕米尔罗·陶里亚蒂即在党的中央委员会上作了题为“走向社会主义的意大利道路”的报告。陶里亚蒂肯定了苏联的榜样作用，但认为苏联经验并没有提供“解决共产党或者倾向社会主义的政党还是在野党的国家所面临的问题的现成的完善办法”，因此“社会客观结构上的变化”和“产生向社会主义前进的客观趋势的生产力发展”都要求意大利必须探索不同于苏联道路的“意大利道路”。他主张，意共应当在已经取得的阵地即共和宪法的基础上进行斗争，应当致力于真正落实“共和宪法的政治原则和经济原则”，“彻底发展民主和实现宪法本身所规定的结构改革，从而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陶里亚蒂强调，“意大利道路”绝不是议会主义，它包括但不限于议会斗争。换言之，“意大利道路”要求意共利用包括议会在内的一切民主制度去联系、发动和争取劳动群众，通过在民主制度基础上开展大规模群众运动和群众斗争，产生“强有力的议会党团”，进而改造议会，使之真正能够代表人民，乃至“把使用武力、威胁、恐吓、精神恐怖的整个一套制度连根拔起”，从而建立一种超越传统资本主义民主的新型民主（[意]帕尔米罗·陶里亚蒂：《走向社会主义的意大利道路——在1956年6月24日意共中央委员会上的报告》，载世界知识出版社编：《陶里亚蒂言论集》第二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66年，94-139页）。
其次是智利政变的震动。1973年，智利的左翼阿连德政府被美国支持的右翼皮诺切特发动军事政变推翻，对意共产生强烈冲击。时任意共总书记恩里科·贝林格（Enrico Berlinguer）在党的周刊《重生》（Rinascita）上发表长文《智利事件后对意大利问题的思考》，提出“历史性妥协”战略。贝林格认为，智利政变表明，国际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势力有能力压制各国人民的解放斗争，在某些场合甚至有能力严重挫败各国人民的斗争。为了避免遭到帝国主义的干涉和本国反动势力的意外打击，意共应当尊重意大利属于美国控制的政治军事集团以及议会是意大利政治生活的主要制度的基本事实，遵循陶里亚蒂开创的“团结路线和萨莱诺转折”，对外，推动国际局势的缓和以及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对内，由于无产阶级在意大利“一向处于少数”，因此必须争取中间阶层支持工人阶级，推动“左翼的政治力量和选举力量以及左翼各个不同的、自主的代表”之间的团结联合，最终逐步改变力量对比，使之不利于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而有利于追求自身解放的人民和所有国家。为此，意共应当同天主教民主党、社会党等达成谅解和合作，实现“历史性妥协”（[意]恩里科·贝林格：《智利事件后对意大利问题的思考》，载《贝林格言论选集（1973—1981）》，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9-36页）。
意共的路线引起欧洲其他国家共产党的共鸣。在这种背景下，意大利、西班牙、法国三国共产党联合提出“欧洲共产主义”战略，旨在“在和平和自由中民主地走向社会主义”（[意]贝尔纳多·瓦里：《欧洲共产主义的由来》，张慧德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209页），找到苏联模式和社会民主主义之外的“第三条道路”（[英]佩里·安德森：《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余文烈译，东方出版社，1989年，109页）。陶里亚蒂和贝林格将意共的新路线追溯至葛兰西，宣称葛兰西“早就预见到了意共将转而致力于循序渐进的和平改良，以实现更高级的民主”（第5页），试图表明新路线没有背离葛兰西的教导，由此，葛兰西获得了欧洲共产主义的先驱和奠基人的追谥。
在《葛兰西的二律背反》的前作《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Considerations on Western Marxism）中，安德森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首要的最根本特点就是：它在结构上与政治实践相脱离”。二战之后，“理论和实践之间的距离是如此之大”（[英]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高铦、文贯中、魏章玲译，人民出版社，1981年，41页），以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变成了一种大学象牙塔内的书斋学问，完全脱离了工人阶级。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工人运动的高涨，使安德森判断“这场漫长的脱节即将结束”。而葛兰西的思考及其与同时代人的辩论，“仍然是我们今天拥有的最先进的参考限度”（126页）。那么，葛兰西的家乡意大利的“历史性妥协”乃至欧洲大陆的“欧洲共产主义”究竟是否符合葛兰西的原意？未来究竟向何处去？这只有对葛兰西的著作进行细致考察，才能回答这些问题。《葛兰西的二律背反》正是因应这一独特时势的产物。
佩里·安德森著《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
二
在前言和第一章中，安德森表示，《葛兰西的二律背反》有语文学和历史学两层用意：第一，运用语文学方法考察《狱中札记》的核心概念hegemony的含义与用法；第二，通过历史考察还原葛兰西hegemony理论的语境。安德森认为，与流行的印象相反，《狱中札记》中的hegemony概念并不是连贯一致的，而是存在显著的振荡、滑动、不一致甚至矛盾；而且，葛兰西是一个带有列宁主义印记的革命者，他的战略思想只有在第三国际及其辩论的语境中才能正确理解（前言第3-4页，第一章第6-7页）。
在中文世界，欧洲语言中的hegemony（意大利文egemonia，俄文гегемо́ния）有两种译法，一种是“霸权”，比如霸权主义、文化霸权；另一种是“领导权”，比如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在《葛兰西的二律背反》的姊妹篇《原霸：霸权的演变》（The H-Word: The Peripeteia of Hegemony）中，安德森梳理了hegemony概念的演变史。hegemony源于古希腊语ηγεμονία，指城邦联盟中的霸主城邦与其他城邦之间的关系。一直到十九世纪中叶的德意志地区，hegemony才有了非古典含义。众多向往统一的德意志历史学家希望普鲁士领导德意志诸邦完成统一大业，于是用hegemony来指代普鲁士在德意志诸邦中的“领导”（Führung）或“主宰”（Vorherrschaft）地位。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德、列宁等俄国布尔什维克用hegemony分析革命斗争中无产阶级与其他社会阶级之间的关系，主张无产阶级应当在反对封建沙皇的革命中争取对其他阶级的领导权，从而被赋予了全新的含义（[英]佩里·安德森：《原霸：霸权的演变》，李岩译，当代世界出版社，2020年，第1-28页）。
佩里·安德森著《原霸》
葛兰西的贡献在于，他将俄国革命语境中的hegemony概念应用于思考在意大利乃至西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战略问题。安德森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资本主义先进地区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产物”（《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58、117页）。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以及四大帝国在一战中崩溃，德国和匈牙利共产党的一些理论家相信，革命形势已经到来，他们提出“革命攻势”理论和“局部行动”策略，主张借鉴十月革命的经验，对资产阶级国家发动连续不断的“局部”武装打击。然而，革命行动很快遭到资产阶级国家的武力镇压，均告失败（87-96页）。血的教训使葛兰西意识到，西欧的社会形态不同于俄国，需要截然不同的革命策略，不能简单复制俄国革命的经验。由此，葛兰西运用hegemony概念去分析西欧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态以及资产阶级权力的结构，发展出了国家（State）与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强制（coercion）与同意（consent）的分析框架。
国家-市民社会的二元框架是葛兰西分析西欧社会形态的基本理论工具。安德森细致阅读了葛兰西对比俄国与西欧、东方与西方社会形态以及相应的革命策略的文本后发现，在这些文本中，西方的国家在三个不同“位置”之间波动。第一，东方的市民社会尚处于原始混沌的状态，国家就是一切，而在西方，市民社会更加发达成熟，国家与市民社会处于一种恰当的“平衡关系”。但在同一段落中，葛兰西紧接着又提出了西方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第二种关系：在西方，国家只是市民社会的“外层表面”，市民社会才是坚固的中央核心或内部堡垒，这种关系很显然过分倒向市民社会，并不“平衡”。葛兰西套用军事术语分析说，当革命者的猛烈炮火摧毁了国家，看似摧毁了资产阶级的整个防御体系，其实只不过摧毁了外层壕沟，一旦革命者发起冲锋，就会遭遇后方市民社会的坚固结构，因此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应当降低运动战的地位，主要采用阵地战。而在分析十九世纪晚期西方社会形态的变化时，葛兰西又给出了第三种关系：自1870年以来，尽管西方市民社会有一定发展，但国家大规模扩张，以至于变成一个取消了市民社会自主性的“庞大结构”（第7-16页）。
除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游移不定，二者的边界也会发生移动。在其他地方，葛兰西说，国家=政治社会+市民社会。这里引入了“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的区分，“国家”包含了二者，而不只是相对于市民社会的概念。有时，葛兰西走得更远，直接取消了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的区分，认为二者的区分是自由主义的混淆：“有人断言经济活动属于市民社会，国家不得干预、监管。但由于在现实中，市民社会和国家是一体的，因此必须明确，自由放任（laissez-faire）也是一种由立法和强制手段引入并维持的国家‘监管’形式。”既然自由放任经济本身也是国家干预和建构的，也就不存在外于国家的经济或市民社会。换句话说，国家本身在三个定义之间摇摆不定：国家相对于市民社会，国家包含市民社会，国家等同于市民社会（16-17页）。
此外，安德森注意到，葛兰西所说的“市民社会”很多时候不包括经济领域。在《狱中札记》中，经济被描述成一种“侵入”西方市民社会的基本力量，言下之意显然是经济位于市民社会之外：“在先进国家，‘市民社会’已经演变成非常复杂的结构，可以抵御直接经济因素（如危机、萧条等等）的灾难性‘侵袭’。”这就偏离了自黑格尔到马克思的标准用法，在他们那里，“市民社会”一词通常包括经济领域。相反，在葛兰西那里，市民社会不是指经济关系，而是指排除了经济的上层建筑体系，换言之，既非国家又非经济的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12、53-54页）。
三
更复杂的是，葛兰西的hegemony概念同样经历了持续不断的滑动，进一步放大了国家-市民社会概念的振荡。在俄国革命的语境中，布尔什维克所说的hegemony指无产阶级通过妥协和让步赢得农民等同盟阶级的接受和认可，同时对敌对阶级实行武力和强制，最终掌握领导权。当葛兰西运用hegemony分析西欧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时，这个概念逐渐“去情境化”，从中抽象出两个一般性元素：同意和强制。
根据安德森的分析，葛兰西对hegemony的使用同样不是连贯一致的。先来看前述第二种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类型，即在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国家是“外层壕沟”，市民社会则是内层堡垒。在这样的“地形”中，资产阶级的hegemony如何发挥作用呢？葛兰西认为，国家是资产阶级对被剥削阶级进行武力统治或强制的场所，而市民社会则是资产阶级对被剥削阶级进行基于同意的统治（rule by consent）的舞台。这里，hegemony几乎等于“同意”，指统治阶级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优势以及工人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臣服，不同于“强制”。不过，将hegemony定位于市民社会，同时赋予市民社会高于国家的地位，一方面忽视了资产阶级国家发挥的意识形态作用，另一方面也容易陷入改良主义的错觉，误以为可以通过赢得市民社会领域的文化优势（cultural ascendancy）而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38-47页）。
在另一个版本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类型，即国家与市民社会处于平衡关系中，葛兰西认为国家和市民社会都发挥着hegemony的功能，而hegemony本身又被重新定义为强制与同意的结合：“在目前经典的议会制政体领域，霸权的常规用法的特点是武力与同意的结合，形成了可变的均衡，武力永远不会过分压倒同意。”这样一来，固然捕捉到了资产阶级议会制国家机器的意识形态功能，却又从另外一个方向犯了错误，因为暴力被国家合法垄断了，市民社会不可能具有强制功能（47-51页）。
在安德森看来，揭示资产阶级议会制国家的意识形态功能，是葛兰西hegemony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一大贡献，这个问题在经典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中尚未获得系统的处理。在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下，定期举行竞争性选举，让人民以为自己参与了政治，上台的统治者经过了自己的同意和授权，是自己的公仆和代表，人民服从的法律是自己同意授权的代表和公仆制定的，于是，人民最终不过是在服从自己制定的法律。因此，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能制造“组织化的同意”（organised consent）或曰“制度化的大众同意”（institutionalised popular consent），让人民相信自己在统治自己。这就用法律上自由和平等掩盖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根据对生产资料的不同获取机会，将所有人分配到不同社会阶级中的阶级不平等，掩盖了大众完全被排除在议会运作之外的现实（42-43页）。在这个意义上，人民的“同意”不过是一种幻觉，但这恰恰体现了资产阶级的hegemony。因此，议会制国家构成了资产阶级所有其他意识形态机制的中枢。
同意和强制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二者不是简单并列或相加的关系。议会民主制的正常运行，根本上依赖于资产阶级国家对合法暴力的垄断。安德森打了一个比方，同意与强制的关系，类似货币系统中纸币与黄金的关系。在日常状态下，资产阶级hegemony中强制和武力的一面隐而不现，一旦形势发展到危及资产阶级统治的紧要关头，强制和武力就会走向前台，毫不手软镇压革命，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也就是说，一旦失去暴力，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文化系统将立刻变得脆弱。而有了暴力，这个系统就变得非常强大，强大到可以貌似“没有”暴力（66-68页）。
在安德森看来，葛兰西实际上是一个列宁主义者，他坚定赞同经典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武力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的绝对必要性的论断，这个道理如此理所当然，以至于不需要再重复，应当把主要精力致力于探索经典马克思列宁主义没有处理过的新问题。但监狱里恶劣的环境使他无法进行完整系统的写作，于是，葛兰西对新问题的执着探索，使他时常忘记了旧真理，从而在不经意间滑向同意的一极，而远离了强制的一极（73页）。
此外，葛兰西的hegemony概念经常滑向同意的一极还有一个哲学上的原因。根据安德森的分析，葛兰西探索资产阶级权力结构这个超前问题时，使用的理论工具却来自马基雅维利、克罗齐等资产阶级理论家。马基雅维利的“半人半兽”统治者形象是葛兰西重要的灵感来源，象征强迫和同意的混合。但在马基雅维利那里，同意事实上只是一种统治者刻意营造出来的表象，以至于更接近“欺诈”，所以马基雅维利滑动的方向恰好与葛兰西相反，更偏向“武力”和“欺诈”。而克罗齐的唯心史学则一边倒地强调文化、同意、伦理以及道德，但这种“片面的深刻”却使葛兰西十分着迷，因为克罗齐提供了经典马克思列宁主义中缺失的对文化、意识形态等资产阶级权力结构中最独特要素的分析。葛兰西甚至认为，马克思主义必须批判吸收克罗齐，才能实现现代更新，好比马克思批判和吸收黑格尔（74-78页）。
正因为如此，有学者主张，在hegemony的两个中文含义“霸权”与“领导权”中，葛兰西的hegemony应当翻译成“领导权”。在冯象看来：“hegemony译作领导权较好，因资产阶级专政有宗教性的一面，被统治者不仅同意而且归信，寄托着爱与希望，霸权则专指对外的帝国主义战略。”陈越也认为：“作为马克思主义阶级政治语汇的hegemony应当译成领导权，作为国际政治用语才译成霸权。资产阶级领导权经验是葛兰西重点学习的对象，似乎不必译成霸权。”（引自两位老师的微信评论）
四
在《葛兰西的二律背反》的结尾，安德森期盼，在六七十年代欧洲工人运动高涨的背景下回顾葛兰西及其参与的国际辩论，有希望结束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长期脱离，初步形成正确的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126页）。
然而，后来的发展无疑令人失望，安德森期盼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并没有发生。在《葛兰西的二律背反》首次发表七年后问世的《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In the Track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中，安德森回顾到，七十年代欧洲工人运动的高涨“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一个关键性的实践时机，但结果证明它并没有能力去驾御这种时机”，意大利、法国、葡萄牙、西班牙等国的共产党“以不同的方式一次又一次地失去了自己的机会”；“在英国、美国、西德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战后时期从未有过能唤起人们同样期待和希望的群众性共产党”。在理论上，也没有出现重要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战略著作（《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105-111页）。苏东剧变后，欧洲共产主义遭到严重挫败，包括意共在内的欧洲各国共产党要么自行解散，要么改旗易帜。
佩里·安德森著《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
同时，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和全球产业布局的重整，欧美各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去工业化，大量产业外包到第三世界国家，原先人数众多、组织纪律性强的欧洲产业工人队伍逐渐凋零，兴起了所谓“零工经济”（gig economy），劳动者更加分散和碎片化，代之而起的是形形色色的身份政治。在这种背景下，西方马克思主义也发生了衰变。
2016年7月，《新左评论》自2000年1月重计刊号后又满一百期，安德森发表了《葛兰西的继承人们》（The Heirs of Gramsci），评述了四位运用葛兰西理论分析某国社会及政治态势的理论家，后来收入《原霸》的第八章。安德森评述的人物首先是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在他看来，霍尔运用葛兰西的理论对英国社会作出了富有洞察力的分析，但他对当时英国保守党政府的分析低估了“强力”的作用，过于强调“同意”。更重要的是，霍尔的分析不经意间悄悄迈出了一步，而埃内斯托·拉克劳（Ernesto Laclau）和尚塔尔·墨菲（Chantal Mouffe）则沿着霍尔的方向走得更远。
葛兰西思考的是西欧无产阶级如何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在葛兰西那里，有一个具有独特地位和使命的“根本阶级”（fundamental class），即无产阶级；而且，葛兰西意识到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原则上要求各国无产阶级理论家对本国的特殊“地形”（topography），即社会阶级和集团的分布，进行精确的具体分析，据此制定相应的革命策略。但到了拉克劳和墨菲那里，葛兰西的hegemony完全变成一种“话语理念主义”（discursive idealism）。拉克劳和墨菲认为，资本主义孕育了各种不民主的从属关系，因此目标应该是“激进民主”，社会主义只是“激进民主”的一个方面。他们用“平民主义”（populism）指代将各种民主诉求统一为集体意志的过程，同时否定存在某一个“根本阶级”，认为这是一种“阶级本质主义”。由此，他们的策略变成一种“人民”与“精英”之间既抽象又模糊的区分，试图用一个模糊的“人民”概念将碎片化的、诉求各不相同的群体联合起来，去反抗“精英”和不民主。
问题在于，他们并不精确界定所谓“精英”和“人民”的具体社会构成。安德森提到，墨菲对占领华尔街运动提出的口号“百分之九十九对百分之一”赞赏有加，但这个口号实际上并没有精确界定“百分之九十九”和“百分之一”究竟包含哪些社会成分。在墨菲看来，由于社会现实本身就是异质和起伏不定的，因此，具体会构成障碍，含糊和不准确才是美德。这样一来，拉克劳和墨菲的理论变成一种“没有地形的策略”，因为他们放弃了对各国的经济社会条件与社会势力进行针对性分析。在“人民”的联合中，不存在一个固定的领导阶级，它的目标、社会构成、理论话语都脱离了具体的社会-经济环境，可以漂往任何政治方向，被任何行动者挪用，进行任何政治建构（《原霸》，100-119页）。这种模糊且变动不居的“人民”，实际上很难真正将碎片化的劳动者凝聚起来，形成强有力的反抗与建构的力量。由此，拉克劳和墨菲式的平民主义，可以带来连绵不绝的政治运动，但很难建立一种更为进步的秩序安排（孙璐璐：《佩里·安德森论霸权与二十一世纪的国际体系》，《国外理论动态》2019年第十二期）。在这个意义上，葛兰西的hegemony理论旨在完成的任务，即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上的觉醒和转变，至今仍未完成。也正因为如此，这一理论在今天依然具有鲜活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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