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世汉《曹全碑》最初拓“因”字未损本，历来著录各家，皆首推今存上海博物馆的清代沈韵初、顾氏过云楼递藏之本，王壮弘先生《崇善楼笔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10月）中，即专列“郃阳令曹全碑（城外本）”条，其中记曰：
“因”字未损本，余见长洲顾氏过云楼藏沈韵初旧藏并跋本及沈雪庐本。顾本今在上海博物馆，内略有残损；沈本缺一页。其他闻彭二林藏有一本，天津李芝陔藏有一本，陆伯翔藏有一本（陆伯翔，廉夫之子）。陆伯翔本今在苏州其后人处。
今检“上海博物馆藏碑帖珍本丛刊”第四辑（上海书画出版社2021年12月）影印的沈韵初旧藏《曹全碑》“因”字未损本，确可见其中稍有因拓本纸张破损而残缺之字，如碑文第一行（对应裱本，为碑拓部分第一开。以下皆径称第几开，不复说明）“既定尔勳”之“既”字、“福禄攸同”之“同”字右小半，第六行（第五开）“易世载德”之“易”字，第十二行（第十开）“存慰高年”之“高”字，第十八行（第十五开）“临槐里”之“槐”字“木”旁等，应皆属此类。而第十二行（第十开）“遂访故老商（笔者按：此处‘商’字后的字为上面一个‘曰’字，下面一个‘章’字）……”之“商”字，其下半部分不仅可能因洇墨而模糊，且有一条细小白缝，斜穿而过，致其“口”部笔画看上去略显错位。虽此字在该碑断裂时亦近裂处，然其整个字却恰在裂缝下方，且稍有距离，理应无碍；而世存稍晚于此本的另外几种“因”字虽损、碑尚未断的明拓善本中，此“商”字下半亦多基本完整，则上海博物馆藏“因”字未损本中由影印本所见此“商”字下半之种种情状，是否可能系拓墨或装裱等方面的因素所致？但究竟如何，恐怕还有待于目验原本，细察其详。此外，就影印本可见者，还有第七开（碑文第八、第九行）中“攻城墅（野）战”，亦错装成“城墅（野）攻战”。
上海博物馆藏《曹全碑》“因”字未损本
《曹全碑》第二十二行之“商”字（从左至右：上海博物馆藏本、国家博物馆藏本、王懿荣旧藏本、安思远旧藏本、和汉堂藏本）
又王壮弘先生谓“沈雪庐本缺一页”，因取文物出版社2007年6月影印的和汉堂所收该本，与包括上海博物馆藏“因”字未损本在内的善拓诸本互校，并未见缺失。唯其首行“因氏焉”之“因”字，据马成名先生《海外所见善本碑帖录》（上海书画出版社2014年6月）中记述，“此本与顾子山本相校，‘因’字略有不同。此本‘因’字笔道纤弱，疲软乏神。但细察‘因’字与上‘国’字，墨色又似相同。因未见原本，未敢定论，仅以存疑待考。但此册是未断本，无可疑议。”然与其他未断诸本相校，其第十八行“贡王庭”之“王”字，笔画已有明显泐损。至王氏另外列举之“彭二林本”，迄今为止仅见上海博物馆藏本后沈韵初跋语中述及。“李芝陔本”据说清末曾在赵尔巽处，后流往域外。传该本“因”字之旁，有翁方纲小字题注。周肇祥《琉璃厂杂记》（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年10月）中曾记：“补庵藏《曹全碑》，翁覃溪故物。有黄小松跋，桂未谷题签。未谷定为‘乾’字未穿本，覃溪定为出土最初拓。字字锋芒转折如新，‘因’字下横笔稍填，中间三笔确是完好。此碑出土即有一线裂纹，后即从此断，‘因’字中间未损，其为初拓无疑。补庵得之其妇翁李芝陔者，芝陔八十一岁手跋，考订甚精确，天壤瑰宝也。”而陆伯翔本，亦不见踪影。
和汉堂藏《曹全碑》之一
和汉堂藏《曹全碑》之二
上海博物馆所藏《曹全碑》初拓“因”字未损本，因系上世纪五十年代经苏州过云楼后人顾公雄先生临终遗嘱、再由其夫人沈同樾女士率子女，与其他古代书画等珍贵文物一并捐赠，故又常被称作“过云楼本”。然另有因此而即以过云楼创始人顾文彬（1811-1889）之号，命其为“顾子山藏本”或“顾子山旧藏”者，则与史实稍有误差。因为此本归顾氏过云楼之前，曾经当时金石学名家川沙沈树镛（韵初，1832-1873）收藏，册后存其题跋二则，其一曰：
碑出土在前明万历时，“因”字最先阙；后乃中断有裂文，后乃“乾”字作“车”旁。余所见旧拓本，“乾”字多未损，“因”字则无不阙者。今岁夏始得此“因”字完善之本，乃出土最初拓也。爰重装治，当永宝之。同治乙丑十一月小寒节，书于京师寓斋。
知沈氏获得此本，在同治四年（1865）乙丑之夏，恰与另一安思远旧藏明拓未断本《曹全碑》中杨守敬宣统元年（1909）三月间所记“同治乙丑，于京师富华阁见此本，首行末‘因’字尚可见，为沈韵初所得”，正相符合。另一跋作于次年，记其所知有关“彭二林本”之事：“《曹全碑》出土最初拓‘因’字未损本，传世绝少。向惟彭二林先生有一本，珍秘殊甚。后被下人窃取，携至嘉定，黄君本诚以番银六十四饼得之。彭氏欲赎回，不可得，几启讼端。庚申之难，黄氏物亦散失殆尽。此册非二林本，而‘因’字亦未损缺，当以鲁灵光视之。丙寅八月十三日灯下，郑斋记。”同治十二年（1873）沈氏卒后，此本传至其子肖韵（又作筱韵、小均）之手。再经二十多年，乃出以求售。《翁同龢日记》（中西书局2012年1月）光绪二十五年己亥十二月廿三日（1900年1月23日）记曰：“见沈小均家汉碑，惟《曹全》‘因’字不损本为最。”隔天之后的廿五日（1月25日）又记：“摩挲沈藏碑，即令弢送还。”此时距光绪十五年（1889）顾文彬辞世，已经十年以上。而翁氏平日虽颇喜汉碑名品，且留看之后，语亦称许，然最终却仍着人送还，未知何故。于是不久之后，遂为顾鹤逸所得，并颜其斋曰“因因庵”。顾氏同郡友人、学者曹元忠（君直，1865-1923）当年为此撰写的《因因庵记》，今犹存册尾，可证其事：
昔武平郭嗣伯得万历间所出《曹景完碑》，云是最初拓，止一“因”字半阙，而余友顾君鹤逸藏本独完，盖即赵子函所见无一字缺坏者。既以名盫，复属为记。曰：汉石晚出，《曹全》最完。毡椎皕年，捶字至今。“乾”旁作“车”，“咸”内成“（笔者按：此处双引号内的字为上面一个‘二’字，下面一个‘口’字）”。覃溪所见，其犹病诸。远溯国初，岁行壬子，曝书再跋，碑以中裂。矧更阅岁纪，文字磨灭。求其点画，须殽阬麫之，填补其刓阙，尟武阳之隶格。君从何处得此本？叔云半圛，忽丽重霄。缺月就沈，复縆生霸。独抱孤本，照汉时之金薤；亲拾劫灰，流明代之烟墨。片石之善，可与共语；家藏之宝，亦以名斋。盖方之永欣寺中，匣《兰亭》于梁上；海榴堂里，牓萧字于壁间。媚古之深，何以逾兹？独惜走与景完，忝同姓氏；静思时会，亦际阳九。訞贼之起幽冀，几与张角；县民之燔城寺，有甚郭家。而家巷潜身，刊石何世。此又因君宝刻所菀结而三叹者也。光绪二十六年，太岁庚子秋七月，同郡弟曹元忠题记。
上博藏《曹碑》“因”字未损本后曹元忠撰书《因因庵记》
由曹氏署年，可推知顾氏得此本，应在光绪二十五年己亥岁末（1900年1月）翁同龢看过并着人送还之后的半年左右。鹤逸名麟士（1865-1930），号西津、鹤庐主人等，苏州过云楼创始人顾文彬之孙。因其父顾承早逝，遂承祖业家学，为过云楼传人。尤擅丹青，以山水见长，堪称一代名家；又与吴昌硕、金心兰、吴大澂、顾若波、陆廉夫、倪墨耕等，同结怡园画社。书画之外，并嗜版本目录及金石碑版，因得与同好此道的曹元忠，往还切磋。王欣夫先生所辑曹氏《笺经室遗集》中，除隐去年款的《因因庵记》之外，还多存为顾氏所收古籍珍本撰写的题跋文字，而该集卷十三中署年丙辰（1916年）二月的《宋徽宗词集跋》开首，又忆及“光绪庚子岁，余假馆顾氏怡园”，遂知《因因庵记》之撰写，亦正在此间。另今人田洪先生所编《王季迁藏中国历代名画》（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13年11月）一书中，有南宋赵孟坚《水仙图卷》，即《过云楼书画记》卷五著录为“赵子固《凌波图》卷”者，卷后历代诸家题跋中，有褚德彝丙子（1936年）长跋，最后述及：“此卷旧藏元和顾子山家，后属吾友曹君直撰过云楼书画记，成即以为酬。君直殁后，谷孙世大兄以重值购得之”，倘以曹氏年齿推之，此事恐应与《过云楼续书画记》之撰写有关，而曹氏晚年号凌波居士，不知是否亦缘于此？
2006年，一批新出的吴昌硕（1844-1927）手札，现身苏州。总共七十九通信札中，有七十三通为致顾鹤逸者。后经整理影印，成《过云楼藏吴昌硕信札》（谢麟公编，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7年9月）。据书前《吴昌硕致顾麟士信札考述》一文研究考订，这批信札大部分写于吴昌硕四十多岁到六十岁左右，当时其常住苏州。其中一通整理者命名为《昨晤札》的信中，有吴昌硕以《曹全碑》拓本请顾鹤逸鉴定之语，略谓：“奉去《曹全》一本，拓甚精，祈法眼一鉴，是何时拓手？‘因’字未有，‘乾’字固未穿也。示知为幸，碑望即掷回。”其实，据留存于世的吴昌硕旧藏及相关题跋等，能知吴氏于包括《曹全》在内的汉碑善拓，亦多用心，却仍专门求教，意欲得顾氏一言，则当年顾氏的鉴定眼光和名声，似可想见一斑。惜传说其生前有意撰写的那部《因因庵石墨记》，终未见成稿，唯同属怡园画社成员的画友金心兰（1841-1909）为其所作《因因庵校碑图》，至今尚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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