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上海书展的故事丨赵书雷：突出科技、人、多元化三元素

上海书展走过20年，多位“资深”亲历者受邀，他们或从策展、组织的角度，或从书展的变迁，或从与读者的互动等角度，回忆美好岁月，更好砥砺前行。（文章发表于《中国出版传媒商报》8月9日）

我与上海书展的故事｜上海书展突出“科技”“人”“多元化”三元素

■赵书雷（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馆长）

上海书展像极了上海这座城市，既海纳百川，又坚持文化品格和品质；既一脉相承，又不断突破自我，推陈出新；既名家荟萃、大雅齐集，又百姓节日、倾城同欢。每年8月，热切的读者冒着炎炎酷暑，在上海展览中心门口排成长龙、购票入场，只为一年一度与心仪作者、作品重逢或相遇，这是多么让人感动的画面。书展20年，浸透着行业最优秀人才的智慧和心血，一路走来，迈过荆棘坎坷，终见朗日荣光。

上海书展物理空间有限、时间有限，在已经把“书”和“文化活动”做到现有的基础上，讨论需要什么样的书展，其实仍然无法绕开网络化、信息化的时代背景。书展要继续发展、继续突破自我极限，应当突出“科技”“人”和“多元化”三个因素。

“科技”应当是今后书展乃至书业的首要关键词。即使笔者这样的深度纸质产品爱好者，也不得不承认数字阅读的确优势众多。10年前，亚马逊创始人贝佐斯2.5亿美元买下《华盛顿邮报》以后，关于纸质报纸的命运又掀起新一轮口水战。其实，报业将死已不是真正的问题，真正的问题是专业媒体、专业出版的命运如何？互联网普及和新媒体兴起，挑战的并非传统新闻出版业如何转型、也不是如何运用新技术建立可持续的商业模式。社会对专业新闻、优质内容有永恒的需求，有需求就有市场，专业人士终将创造出商业可持续的内容生产模式。真正的挑战来源于竞争图景的改变，首先是区域垄断被打破，书业开始全国竞争；然后是世界范围的优质内容资源争夺；互联网兴起，意味着专业人士以外的人也加入竞争，并且迅速成长为新的专业人士（比如已经成为文学新门类的网络文学），网络赋予了每个人生产内容和传播的权力。这带来了最根本的挑战，每一个出版人都应当反思并且重建出版专业的核心竞争力，与全体专业人士竞争，与全体非专业人士竞争，只有第一流竞争者能够生存，平庸就会消亡。作为书业的集中反映，书展理应体现数字阅读、数字出版的发展，尤其是出版人重塑自身竞争力的探索和实践。出版人尤其不能为纸质出版物的热销而陶醉，据说庞然大物如恐龙，踩到水桶那么大的东西，要几个小时感觉才能传导到大脑。我想，我们不应当做恐龙。

出版业并非关于书的行业，而是关于人的行业。书展要真正成为“百姓节日”，就应当更加重视“人”的因素，尤其是更加重视普通市民的因素。书展上人情味越浓、普通人的故事越多，就越容易被读者接受和认可。出版人比较容易陷入单向传播的思维，即我掌握知识，想办法传授给别人，而不太容易主动寻求双向传播的局面。书展要能够真正成为城市的一部分，成为市民生活和记忆的一部分，就应当让市民的声音表达出来、让市民的故事讲述出来，要提供和创造一些这样的渠道、措施、平台，让书展不只是文化的传播授予，更是个人生活的坐标、成长的印记。

中国近代出版肇始于国家危亡、民族危难之际，出版人以启蒙民众、救国救民为己任，这种基于理想的出版理念和美国基于职业的出版理念形成鲜明对比。老一代出版人如张元济、王云五、陈原，不但是大出版家，也是大学问家；而瑟夫、西蒙、舒斯特几位美国出版家，则大多是富家公子。中国出版发展到现在，大部分出版人仍然秉持着高尚的出版理想，对学术出版、专业出版更加看重，对一般大众出版则相对不那么重视。易中天曾表示，“读书无用”，即读书是为了提升自我，不是学手艺、学挣钱，不是为了现学现用。这样的观点当然有道理，但一方面实用类图书的的确确效用昭彰，对一个初为人父的读者来说，《育儿指南》要比《资治通鉴》重要得多；对一个家有宠物的读者来说，《宠物饲养》比任何其他书籍都紧要迫切；另一方面，能够看得懂专业著作、学术著作不仅需要读者有相当欣赏水平，更需要有较好的家庭和教育基础——也就是需要一些好运气。于是，一位读者如果读不了《四书章句集注》，于丹老师的《论语心得》不失为了解传统文化的敲门砖。更何况，一些专业作品和学术作品粗制滥造，对社会的益处远不及一本《电工手册》。书展活动中，群众活动、普及活动数量不少，但还应得到更多重视和支持，出于多元化、提升市民素质的需要，应当更多安排、更加重视一般群众活动和普及类活动，眼光向上，姿态要向下，书展才能和上海市民、上海这座伟大城市同频共振，共同发展。

来源：《中国出版传媒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