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行人生》颇具温暖现实主义的气度，它深情关切普通人所面对的生活重压，彰显了厚重的人道主义情怀。然而，深入分析后不难发现，它其实是一部精通情感算法的商业巨制。影片运用出色的电影制作手法，融合各种现实元素，编织了紧凑的叙事流程和繁密的感人细节，精准地洞察了观众的情感脆弱点，堪称催泪大片。
正如片尾字幕所写——“谨以本片献给每一位努力生活的人”，影片确实在向那些不懈奋斗的人表达敬意，只是在这一过程中基于种种考量，简化了现实的复杂性，使得对现实的批判性停留在一个相对粗放的位置。
《逆行人生》海报
“城市精英”视点打造多重认同感
《逆行人生》宛如一个广角镜头，捕捉了社会不同阶层的生存状态与心理状态，勾勒出烟火人间的多副面容。其中，城市中产的中年危机，外卖骑手群体的生存艰辛，在一种纪实性的影像风格中显露无遗，但影片又在苦涩的幽默与机智的调侃中，彰显了人生的昂扬乐观、坚韧从容。
影片从高志垒全家清晨起床的情景开始，让观众一窥这个光鲜亮丽的家庭背后的真实面貌，并通过简洁的日常化细节，不动声色地展示了高志垒的职业、家庭结构以及他所面临的生活压力。高志垒遭遇裁员后，家庭温馨安稳的状态被打破，中年人失业后所面临的困境令人心酸。最后，高志垒迫于生存压力，只得加入外卖骑手大军。
影片通过高志垒的视点，带领观众深入了解外卖骑手的生活，相当于创造了一个独特的观察视角，让观众跟随高志垒完成了一次社会考察和人生冒险。这种视点选择极为高明，它能够突破人们“习以为常”的麻木感，给予观众一种因陌生和好奇而带来的震惊。这一点在《红楼梦》中已得到验证，曹雪芹通过刘姥姥的视角展现荣国府的生活，就在极端的贫富差距间强化了叙述效果。回到《逆行人生》，那些外卖骑手争分夺秒的工作状态、如影相随的委屈不甘与疲惫困苦，对他们来说是再熟悉不过的日常，但对“城市精英”高志垒而言，这些细节就显得震撼心灵，裹挟着巨大的情绪冲击力。
影片深情地向外卖骑手致敬，但主人公却不是真正的外卖骑手，这看起来有些讽刺，实则体现了一种极为精妙的艺术策略。因为，影片受众的主力肯定不是外卖骑手，而是与高志垒的学历背景和工作性质接近的城市中产。影片以高志垒为主角，就能与观众快速建立共情通道。而且，作为一个“局外人”，高志垒对于老抠、大黑这些人并不熟悉，他可以引导观众一步步了解他们的生活困境，触摸他们内心的苦痛与憧憬。这不仅有效地设置了情节的悬念，也完成了对外卖骑手“由表及里”的刻画。更妙的是，观众和高志垒一样，终究与外卖骑手这个群体存在一定的现实隔膜和情感距离，这个距离既激发了观众的好奇心，同时也能让观众随时抽身而出，为自己不是外卖骑手而暗感庆幸，可以放心地倾注同情心与悲悯情怀。
当然，以高志垒作为叙述视点，其代价也不容回避。观众要抵达外卖骑手的生活，隔着高志垒的眼睛，造成了情感的双重疏离。这隐藏了一种叙事风险，外卖骑手的生活必须具有足够的“奇观性”，才不会削弱因传递链条过长所伴随的情绪衰减。这就可以理解，影片中的外卖骑手呈现悲欢两个极端：杨大山热情阳光，掌握了智能时代的流量密码，活得轻松恣意；大抠家中儿女众多，还有一个女儿罹患白血病；大黑因为一个转单，导致同事失去一条腿，心陷伦理愧疚，想为同事还清40万的债务；57岁还在送外卖的老张，儿子也只得走他的老路；带着女儿生活的单亲妈妈晓敏，人生之路注定踉踉跄跄。这些外卖骑手有生活原型，影片塑造得也比较真实感人，但他们肯定不能代表这个千万人级别的群体。影片之所以聚焦于他们，就是因为这些人物所迸发的情感强度，能够抵消叙事传导带来的能量削减。
剧照
受困算法，加入算法
《逆行人生》的主线比较明确，叙事密度较高，但影片的主题却显得有些游移。按照格雷马斯的动素模型分析，高志垒的“客体”是摆脱经济困境，快速还清拖欠的房贷并支付父亲的康复费用，也就是每月至少要赚取15000元。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高志垒面临着众多“反对者”：对路线不熟、与店家关系不亲近、对各楼宇和小区结构比较陌生、对外卖程序不了解，以及恶劣的天气、身体状况不佳和频出的交通意外等。这些“反对者”其实都比较外在和表面，只要假以时日或者足够小心，似乎都能克服，这无疑淡化了外卖行业真正的困难和挑战，也小心翼翼地遮掩了这个行业对骑手更深层次的身心摧残。
在追求“客体”的过程中，高志垒当然也有“辅助者”，就是他的家人和同事。最终，高志垒凭借聪明才智，以及家人、同事的鼓励与帮助，成功登顶“单王”，将15000元收入囊中。这像是一个励志的故事，高歌了一个人在面对高难度挑战时，所张扬的信心、智慧与毅力。然而，和一般励志片不同，高志垒的人生巅峰不可持续，也缺乏持久的荣耀与回报，是一种卑微而辛酸的成功，充满了苦涩与无力感。
影片并没有遵循经典的现实主义手法进行创作，而是不动声色地避开了现实的沉重与人生的黯淡，转而以神话书写的方式，让观众体验了一回热血沸腾的英雄加冕仪式。
高志垒在追求“客体”的道路上，真正的“反对者”到底是什么？高志垒被裁员时，上司嘲弄地提到高志垒所开发的一套管理程序，并劝他尊重算法。因此，影片中真正的“反对者”是“算法”。在这个冰冷而精确的系统中，一切都变成了冰冷的数据与严谨的利益计算，“人”的内涵与人性的温度被抽离，个体的道德感受变得迟钝，个体之间的情感联结变得脆弱，每个人成为一个代码，这个代码的运行轨迹和速度都被严格控制。
当算法无孔不入地进入我们的生活，整个社会以科学高效的名义进行了整饬。在此背景下，高志垒在算法中被裁，从而为公司节约了成本。也因为算法，高志垒投了1000多份简历却无人问津，皆因他在大数据中因年龄太大而成了负值。在外卖行业中，同样有一套精密的算法，这套算法由单价、里程、送单数量、差评率等因素构成。每位外卖骑手时刻被这套算法所操纵，他们的肉身和灵魂都变得空洞苍白，化身为管理者电脑屏幕上的一个个数据。对外卖骑手而言，真正令人不寒而栗的，不是交通意外，而是萦绕在耳畔的语音提示：“您有新的订单了”“您的订单即将超时”“完蛋了，您的订单超时了”“您的订单已被用户取消”“您收到一条差评”……
影片将高志垒做外卖骑手的困难归结于这个行业本身的复杂，或者说客户的道德素质低下，是异常高明的一种处理手法，但多少显得有些避重就轻。影片并不想以金刚怒目的方式，以敏锐犀利的思想穿透力制作一部艺术电影，而是通过市场投资的“算法”，利用中产阶级中年失业和外卖骑手生存艰辛作为卖点，来实现一次商业凯旋。影片不断放大高志垒送餐过程中的狼狈、辛酸、屈辱，并非真的不清楚问题的症结所在，而是创作者清醒地意识到并且遵循着商业电影的价值逻辑。
高志垒凭借自己开发的“路路通”程序，最后可能进入了外卖公司的算法中心。至此，高志垒又回到了他原来所属的阶层，并将为外卖公司的算法添砖加瓦。虽然，影片安慰观众，高志垒的算法充满了善意，但是，“路路通”并入了一个庞大的算法体系之后，最终可能会变成套在外卖骑手身上的一根绳索。正如大黑因为送单速度快，平台就会以这个速度来要求所有骑手。一旦“路路通”大幅度提升了送餐效率，那这个效率就将成为行业标准。
高志垒近似一位导游，带领观众近距离观察了外卖骑手的生存现状之后，又回到了精英阶层。这是一个极为励志，极为鼓舞人心的奋斗过程。但对于大多数真正的外卖骑手来说，他们全力以赴的拼搏不过是活下来，而且他们的半生努力，可能会毁于一场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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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缺憾，也有温情和人文
《逆行人生》虽有一条核心情节主线，但影片热衷于通过快速剪辑和大量细节的叠加，完成对观众的情感轰炸。例如，高志垒作为一个45岁的程序员，且是中层管理者，按理说有一定的积蓄。但是，影片用近乎夸张的方式，使人物迅速陷入绝境：自己毫无预兆地被裁，妻子是全职太太，女儿想读国际学校，房贷还未还清，家里的存款因为P2P爆雷而化为乌有，父亲中风花光了公司的赔偿款。影片将网络上流传的“中产破产三件套”全部施加在高志垒身上，多少有点强行加戏的意味。
在高志垒送外卖的生涯中，影片也堆叠了大量与“意外”有关的细节，这些细节像一个个情感催泪弹，对观众进行饱和攻击，使观众的心坝被强大的爆破力冲毁，在道德情感的泛滥中不能自已。例如，客户肆意侮辱人，客户不接电话，客户要求带走垃圾，为客户代买的花被退单了，高志垒在刚要吃饭时接单了，高志垒因低血糖而晕倒，高志垒因无法完成公司的微笑打卡而被封号3天，高志垒在大雨倾盆中蜷缩在一个角落睡着了……影片追求细节的数量，以及在每个细节中刻画的细致精微，并借助大特写放大人物表情上的无助、憋屈、不甘、痛苦，确实可以累积起一定的情绪强度，但却在叙事的饱满扎实上失了准星，也放弃了在克制含蓄的叙事节奏中让观众的情绪自然生发。这就可以理解，高志垒痛定思痛之后，影片又用一组快速蒙太奇，呈现了高志垒如何突破自我，如何得到同事的帮助，如何与客户有了更亲密的交流，如何与店家的关系越走越近……这也能够解释，影片对于高志垒和肖妮的刻画都相当表面，尤其是肖妮，她总是那么从容淡定，坚定无畏，体贴大度，观众却难以真正理解她内心强大的原因，当然也无从捕捉她内心的惶惑、痛苦、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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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不想在扎实的细节中完成对人物的细致刻画，也不想在从容的叙事节奏中让情节平缓地发展，而是在密不透风的情绪奔涌中，让观众来不及思考，只能不断地在心酸或者鼓舞之间切换。这种快节奏的碎片化叙事方式，对于沉浸在短视频中的观众来说，无疑是亲切而受用的，因为它可以在一个极短的时间里，让观众完成一种情绪反应。
《逆行人生》虽然在剧作上存在一定缺憾，但它聚焦现实问题，以温情的视角关注外卖骑手这一群体以及职场的中年危机，传递人文关怀与正能量，仍然是令人赞赏的。此外，从高志垒和那些外卖骑手身上，影片提炼出一种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鼓励我们在面临生活的逆境和低谷时，不屈不挠地前行，走出颓废与绝望的阴霾，以坦然乐观的心态经营好自己的人生。这种励志箴言，看起来有点老生常谈，但影片中那些在人生困难模式中仍然奋勇向前的人，将它诠释得朴实感人，极具情绪感染力和精神感召力。
（龚金平，复旦大学艺术教育中心教授，复旦大学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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