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汇率波动受四大因素交织影响，分别是国内经济复苏动能、美国政策冲击、美联储政策路径、我国央行政策工具。
当前，全球经济格局加速重构，中国经济发展面临“外有百年变局、内有动能转换”的双重考验。3月1日，在首场金融沙龙上，围绕“大国博弈、人民币汇率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全球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管涛指出，中国经济的“长期向好、稳中有进”基本面未变，制度型开放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重要路径，已成为提升中国金融市场国际竞争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
大国博弈下的中国战略定力
特朗普开始第二任期以来，全球进入关税2.0的时代。与其第一任期的关税1.0相比，第二任期的关税政策发布得更加频繁、范围也更广。
2月4日，美国针对中国进口商品加征了10%的关税，该措施已经正式落地。近期，美国又发出新的关税威胁，可能于3月4日对中国商品再加征10%的关税。此外，美国还计划将关税措施扩大至其他国家和地区，包括加拿大、墨西哥，并对欧盟发出关税警告。
“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措施不仅给中国，也给全球经济带来新的变数。”管涛指出，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影响不仅局限于贸易领域，还在科技和金融领域带来冲击，这些影响正逐步显现。近期，特朗普于2月21日签署了“美国优先投资政策”备忘录，进一步收紧了对中国的双向投资限制。2月以来，美国已对中国钢铝、芯片等商品加征10%关税，并威胁进一步扩大范围，其单边主义政策加剧了全球供应链动荡。
面对这一挑战，管涛表示，关键在于以“钉钉子”精神落实二十届三中全会的部署，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具体而言，需要因地制宜地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培育新的增长动能，同时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尽管短期阵痛难免，但中国经济的“长期向好、稳中有进”基本面未变，政策工具箱储备充足。
人民币汇率真正拐点未至
2024年9月底以来，中国集中推出一批转向政策，加码稳增长和防风险。12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明确，要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加强超常规的逆周期调节。在一系列政策刺激下，中国经济出现一定程度恢复。今年1月，一些国际机构提高了对中国2025年经济增长的预测目标。
在此背景下，今年的人民币汇率走势再度成为市场关注焦点。管涛表示，研判人民币汇率走势不能仅从单一角度出发，还需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今年汇率波动受四大因素交织影响，分别是国内经济复苏动能、美国政策冲击、美联储政策路径、我国央行政策工具。”
在特朗普第一个任期内，其关税政策曾给人民币汇率带来调整压力。2019年8月，人民币汇率在中美经贸谈判陷入僵局时“破7”，总体呈现承压态势。在管涛看来，本轮关税政策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力度较上一轮有所减弱。截至2月末，尽管特朗普已实施一轮关税措施，并威胁实施第二轮关税，但人民币汇率仍保持在7.30以内的偏强位置，无论是中间价还是境外交易价，较去年底均有小幅升值。
虽然人民币汇率表现出一定的韧性，但仍受到多方面扰动。管涛指出，“特朗普2.0关税政策”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主要通过以下两个渠道实现：一是关税政策通过影响中国的贸易和跨境投资，进而改变外汇供求关系，影响人民币汇率走势；二是关税政策可能通过影响通胀中枢，进而影响美联储的降息节奏。
美元利率走势是影响人民币汇率走势的另一大因素，而美元市场变化与美联储货币政策密切相关。“自去年9月美联储启动加息周期以来，今年1月暂停加息。2月中旬，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国会听证会上强调，美联储仍面临降息风险，无论是降息过快还是过慢，都可能带来新的挑战。”管涛分析称，未来只有美联储大幅降息，美国经济硬着陆，美元趋势性走弱，人民币汇率可能迎来真正的拐点。
制度型开放破局“卡脖子”
在全球局势变化、大国博弈加剧、外部金融环境动荡、人民币汇率承压的背景下，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被赋予了新使命。立足当下，要进一步提升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服务能级，管涛认为要坚持制度型开放。
“制度型开放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重要路径。高层次的开放形式，旨在通过高标准的开放提升国际竞争力。”管涛指出，近年来，随着全球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中国的金融改革不断深化。制度型开放作为金融领域的重要战略方向，已成为提升中国金融市场国际竞争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
管涛认为，制度型开放为中国金融市场提供了自主发展的契机，通过完善国内金融市场体系，减少对外部资金的依赖，这不仅有助于增强中国金融市场的稳定性，也能在全球金融竞争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
“制度型开放可以从六个方面着手：一是以我为主、自主渐进的开放策略，二是面向国际、与国际高标准接轨，三是立足本土、结合国情的开放实践，四是面向市场、需求驱动与风险可控，五是坚持整体开放、改革与开放双轮驱动，六是坚持安全为重、统筹开放与安全。”管涛总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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