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信宝:股票哪种杠杆高些啊-【评论】关税战的背后：美国正面临一场国债危机

文丨徐一睿（日本专修大学经济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当代国际舞台上，传统的战争形态正在发生深刻变革。随着核武器的威慑和全球化的深入，国家间的直接军事对抗变得越来越罕见，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新型的战争形态——经济战，而关税战是其表层表现，背后则是更为深层的货币战与债务战争。

关税战与货币战：财政博弈的双重表现

特朗普政府于2025年4月10日凌晨再次出手，将对中国商品的“对等关税”大幅提高至125%。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在对中国实施高关税的同时，也单方面宣布：鉴于超过75个国家已就贸易、关税、汇率操纵等问题与美方进行沟通，并在美方建议下未对美进行报复，美国已授权对这些国家实施为期90天的暂停措施，并在此期间将“对等关税”降至10%。这一“区别对待”的政策明确表明，关税已不仅是贸易工具，更成为美国分化全球经济体系、孤立中国的战略手段。

当前的关税政策已远超传统财政工具的功能，转变为地缘政治博弈的武器和货币战的前哨。高达125%的差异化关税不仅旨在减少贸易逆差，更是美国试图通过经济手段重塑全球供应链，减少对中国依赖，同时为本国制造业提供保护的战略举措。这种政策反映了美国对全球化红利分配不均的不满，也是其试图通过经济手段维持全球霸权的表现。

关税战本质上是货币战和债务战争的外在表现。随着美国面临9万亿美元国债到期的巨大压力，维持美元霸权地位成为美国财政政策的核心考量。美国通过对大多数国家大幅提高关税，对中国商品加征高达125%的极端关税，正在利用贸易胁迫手段迫使贸易伙伴屈服于其政策要求。那些顺从美国要求不进行报复的75个国家获得了90天的“缓刑”，但这种“区别对待”本质上仍是胁迫策略的一部分，而非真正的优惠。这一战略试图实现两个目标：一是通过增加关税收入直接缓解财政压力；二是维持美元作为全球贸易结算货币的核心地位，确保能够继续通过美元体系获取“铸币税”红利。

美元霸权使美国能够通过印钞方式部分转嫁通胀压力至全球，同时享受低成本融资优势。然而，美国目前正面临一场真正的国债危机：国债还本付息支出不断上升，国债价格持续下滑，债券收益率不断上涨，并面临无法消化新发行国债的严峻局面。2025年需要偿还的9万亿美元国债，加上财政赤字融资需求，使美国财政部陷入前所未有的发行困境。这一债务压力直接削弱了美元的基础稳定性，也是美国不断加码关税措施的深层原因之一——通过关税增加财政收入，同时试图通过贸易胁迫维持美元霸权，缓解债务危机带来的系统性风险。

然而，提高关税实际上并不能有效解决美国的债务危机。关税收入相对于庞大的国债规模而言微不足道，美国真正的困境在于找不到足够的买家购买其置换国债。美国政策制定者原本期待通过市场操作引导股市资金流入债市，为国债提供购买力，但效果并不明显。投资者对美国财政状况的担忧正在加剧，使国债市场面临流动性危机。因此，极端关税政策更多是一种政治姿态和短期应对，而非解决债务危机的有效途径——它可能通过扰乱全球贸易秩序反而加剧美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

今年美国面临9万亿美元国债到期是一个财政临界点。这一数字不仅反映了美国财政的脆弱性，也揭示了当前关税战的深层动机——缓解债务重压。美国国债占GDP比重已突破120%，远超传统认为的90%安全线，这意味着美国财政可持续性面临严峻挑战。关税收入因此成为美国政府缓解财政压力的重要来源。特朗普希望通过向贸易伙伴加征高关税来显著增加财政收入，同时通过打压进口也能部分改善贸易平衡，减少美元外流。

保护主义与技术战：霸权维持的手段

历史上，保护主义与自由贸易之间的循环往往与大国兴衰密切相关。当前美国从自由贸易倡导者转变为保护主义实施者，恰恰印证了这一历史规律。里根总统曾警告保护主义的危害，认为它会导致本土产业依赖保护而停止创新，同时招致他国报复，最终引发全面贸易战，导致经济衰退。

讽刺的是，美国如今采取的正是里根所警告的保护主义政策。这种转变背后是美国对自身霸权地位衰落的焦虑，以及对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崛起的担忧。“对等关税”实质上是美国试图通过财政手段延缓霸权转移进程的尝试，但历史经验表明，这种做法往往会加速而非延缓霸权衰落。

在当代全球竞争中，技术优势已成为国家实力的核心指标。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的研究显示，中国在37项科技领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而美国仅在8项领域排名第一。技术领先地位的丧失直接威胁美国的财政基础，因为技术优势是维持高附加值产业、确保税基稳定的关键。

关税战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试图通过财政手段维持技术优势的尝试。通过对中国高科技产品加征125%的高额关税，美国一方面增加财政收入，另一方面试图减缓中国在技术领域的崛起速度。然而，这种做法可能适得其反，加速全球去美元化进程，促使“世界减去美国”的新形势加速到来——各国可能更积极地构建不依赖美元的贸易体系和结算机制，形成区域性经济合作圈，减少对美国市场和美元体系的依赖。这一转变不仅将重塑全球经济格局，也将为构建更加多元、平衡、包容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