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特朗普政府重启对华加征关税政策后，国际社会反响强烈。针对这一经贸摩擦升级态势，中国迅速作出回应，4月9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关于中美经贸关系若干问题的中方立场》白皮书，系统阐述了中方在双边经贸关系中的原则立场和政策主张，为国际社会理解中美贸易争端提供了权威的中国视角。
特朗普关税政策的出台有其个人执政风格方面的因素，也有更加深刻的结构性因素。整体来看，特朗普政府希望通过这样的关税政策来解决自身的财政危机。同时，这些政策背后也反映了更加深刻的美国内部失衡问题。美国的跨国企业利用全球产业链布局，将生产基地外迁至低成本地区，通过“离岸生产”模式实现利润最大化，而后将制成品返销美国市场。这种全球化运作模式使资本集团获得了超额收益，却导致美国本土制造业空心化，使中低技能劳动者承受了产业转移带来的就业压力和经济困境。因此，美国希望通过这种贸易战来打压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
美国的直接目的是希望在中国之外创造更多的制造业中心，其一方面希望将制造业回流美国，另一方面也希望让更多的发展中国家来承接中国的制造业能力，这样就不至于出现一个集中且日益庞大的制造业中国。特朗普关税政策出台背后，所反映的更加深刻的原因是其内部的系统矛盾。美国社会内部已经出现了剧烈的财富失衡。金融虚拟经济也与实体经济出现了严重脱节。科技巨头掌握数据和算力，同时其内部的所谓“自由民主”的制衡机制也出现了失效。这些内部矛盾迫使特朗普采取关税民粹主义的方法来转移内部矛盾，但这样的政策加剧了盟友对其的反抗，这最终也不可避免地会侵蚀美国霸权的基础。
从表面来看，关税战的内核是贸易战，即美国通过采取一系列贸易政策，希望打击中国的制造业中心地位。同时，其更加深刻的内涵是科技战。人类社会目前处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即智能革命）的起点上。这背后更加关键的问题是，谁可以掌握新一轮科技革命的主导权。换言之，这背后反映的实质是一个“东升西降”问题。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贸易战的过程当中，美国通过使用包括出口管制、贸易政治化等一系列举措，来限制中国在一些关键核心技术（特别是跟人工智能有关系的领域）上的追赶。
应该说，就目前特朗普关税政策引发的世界性批评来看，这似乎加剧了一种“东升西降”的认识。换言之，一方面，美国发动这样的贸易战反映了美国内部的虚弱，另一方面，美国的这一做法也破坏了其传统的盟友体系。美国的非理性做法引发了更多国家对美国政策的批判，这也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美国传统软实力的流失。然而，我们需要更加冷静地看待“东升西降”这一判断。具体思考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东升西降”的关键是以科技为中心的生产力竞争。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最核心的技术就是人工智能技术。在ChatGPT发布以来，中国在人工智能发展中一直处在一个相对被动的状态。一些业界的观察者认为，与美国最前沿的技术相比，中国的头部企业似乎一直存在1-2年的差距。
然而，在DeepSeek发布V3和R1模型之后，这样的趋势出现了反转，中国与美国的差距似乎缩短为几个月。以DeepSeek为中心的一种新开源力量正在形成，有可能会对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绝对性优势形成一定的平衡效应。DeepSeek案例也在一定程度上宣告了算力霸权叙事的打破。DeepSeek用十几分之一的显卡和成本实现了接近GPT-4的水平。在美国“卡脖子”的背景之下，我们的算力供给受到限制，但我们仍然可以实现人工智能的技术突破，这在很大程度上支撑了“东升西降”的这一判断。然而，我们同样需要看到，人工智能的技术在未来发展中还会存在很多的不确定性。特别是在通用人工智能未来即将突破发展的背景之下，这其中还会存在许多变数。尽管DeepSeek等中国企业在人工智能的关键技术上已经进入了第一梯队，但是到目前为止，由中国企业完成的在人工智能领域的0~1突破还非常少见。当然，DeepSeek的硬核创新也让中国企业看到了这种0~1突破的可能性和希望。
第二，“东升西降”是一个较为缓慢且复杂的发生过程。从历史上来看，“东升西降”涉及政治经济权力的转移。这中间首先涉及核心技术的突破，其次会出现一整套的产业应用和新兴产业崛起，最终这种产业运用还会跟新文化繁荣结合在一起。这样的科技竞争可能会是一个长达几十年的过程。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通用人工智能（AGI）的突破就会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在这一过程中，速胜论是需要避免的错误观点。通用人工智能会接着成为未来3~5年之内的最为重要的人工智能发展主题。围绕通用人工智能，各国在这一领域的头部企业和研究机构都会集中巨大的财力、人力和物力并展开激烈竞争。这其中既涉及具体科学领域的研究突破，还涉及这些研究成果在产业中的运用。
此外，当人工智能成果运用在社会各领域中时，无疑会带来非常复杂的效应，因为人工智能的发展不仅涉及生产力，还会带来整个社会结构和生产关系结构的重构。这就意味着我们在迎接新技术突破的同时，也可能会面对一系列的非常棘手的新挑战。正因为如此，我们要意识到这种围绕着新技术展开的“东升西降”过程的复杂性。总之，我们既要看到“东升西降”这种已经呈现出某些特征的客观趋势，同样我们也要认识到，这种“东升西降”也可能产生一些次波段的趋势。因此，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需要在坚持自信的同时避免过度乐观。我们需要脚踏实地地推动科技创新和社会变革，保障人工智能的健康有序发展。
（作者高奇琦系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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