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宫新语丨宫廷史迹原状陈列展览百年——以紫禁城为视域的记录

本文原载于《沈阳故宫学刊》2022年总第二十五辑，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

引言：什么是原状陈列展览？

故宫博物院的原状陈列全称为“明清宫廷史迹原状陈列” [1]，它是故宫博物院历史悠久、极具特色，且深受广大观众喜爱的展览类型。宫殿中的原状陈设都是严格遵循历史档案记载去选择与布置，最大限度恢复历史原貌，利用原明清宫廷留存的实物及其他辅助展品，力求真实地再现当年皇帝、后妃等历史人物的政务活动、日常生活或历史事件的场景和原貌的展览[2]。

一、1914年前

百日维新失败后，思想启蒙持续发酵，促进了中国近代社会的进步。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政府设立学部，科举制度终结，近代教育开启。同年，从日本考察实业与教育归来的张謇，经过充分的准备，提交了二份关于建设博物馆的奏折，《上南皮相国请京师建设帝国博览馆议》和《上学部请设博览馆议》，首提“辟帝室博览馆于京师” [3]及“内府颁发所藏，为天下先” [4]。彼时内忧外患的清朝尚没有属于自己的博物馆、图书馆。同年，清政府预备立宪，遣五大臣出使德国等地，归来后，端方、戴鸿慈连上三道奏折，第三折即为：“各国导民善法，拟请次第举办，曰图书馆，曰博物馆，曰万牲园，曰公园”[5]。

社会的进步实质是思想的进步，从洋务运动开始，到考察西方预备立宪，这期间四十余年，出洋考察的大臣、学子对西方博物馆、图书馆等，都深有感触，为开民智，纷纷上奏朝廷，望有所改观。张謇在其《上南皮相国请京师建设帝国博览馆议》中谈到：“夫近今东西各邦，其所以为政治、学术参考之大部以补助于学校者，为图书馆，为博物苑”[6]。张謇十分明确提出建立博览馆的宗旨、意义，特别是对于振兴教育的作用，阐明博览馆是校园教育的后盾及辅助。张謇在奏折中还列举了六种规划，曰“建筑之制、陈列之序、管理之法、模型之部、采辑之例、表彰之宜”[7]，“博物馆之建设，有异于工商业及他种之会场……大要分天然、历史、美术三部”[8]。张謇对博览馆的性质、职能、陈列、征集、保管、管理、馆舍都作出了详尽的阐述，说明他对建设博览馆思路清晰，超越同时期的观点。

与此同时，奏折中指出“此事不在官力之强迫，而在众愿之赞成……惟宜使天下晓然于朝廷此举，实有综合礼仪保存文献之意。且使私家所藏，播于公众，永永宝藏，期无坠逸”[9]。张謇直接道明希望皇家及地方官府作为表率，将收藏的古物作为博览馆展示的基础，而百姓看到帝王及官府尚且如此，便会自愿捐赠。《上学部请设博览馆议》谈到：“然以少数之学校，授学有秩序，毕业有程限，其所养成之人材，岂能蔚为通懦，尊其绝学？盖有图书馆、博物馆以为学校之后盾”[10]；“今为我国计，不如采用博物、图书二馆之制，合为博览馆，饬下各行省一律筹建。更请于北京先行奏请建设帝室博览馆一区，以为行省之模范”[11]。

张謇认为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即博物馆和图书馆所起到的教育作用，与学校是相辅相成的，互为补充。博物馆、图书馆是辅助学校，开阔学生的视野，真正能达到“教育救国、教育兴国”的目的。清朝皇家收藏的历代珍宝和古籍善本则是建立博物馆和图书馆的最佳资源，主张首先应在京师建立博物馆与图书馆一体的“帝室博览馆”。张謇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从日本返回后，面对日本在实业和教育上的成功，并没有着急上奏，而是经过两年的深思熟虑，才将奏折呈上。然，此议终未采纳。

四十三年（1778），时隔境迁，民国二年（1913），张謇向民国政府提交了《国家博物院、图书馆画条议》，成文源于此时期千万件中国文物流失海外，倍感惋惜焦虑和对中华文脉断裂的担忧。文中进一步提出“必设之时期、拟设之场所、陈设之物品、规画之大概、经理之人才”[12]的主张。“自金、元都燕，迄于明、清，所谓三海、三殿、三所者，或沿旧制，或扩新规，宫苑森严，私于皇室。今国体变更，势须开放……则所谓为地兴事者，非改为博物苑、图书馆不可……博物院宜北海。至图书馆，则昔之内阁国史馆、文华殿、太和殿、武英殿、方略馆，甍宇相望，地位横通足设，以兹清切之区，为图书之府。”[13] 此时的张謇对博物馆和图书馆的认识更进一步，已不仅仅停留在开启民智、教育兴国上，更突显了宣扬国光的国家意识和文化传递的文明意识。

辛亥革命胜利后，民国政府（实为北洋政府）鉴于各地倒卖古物，勾结欧美古玩商，日益猖獗，古物大量流失，开始讨论保存古物，成立博物馆相关事宜。民国元年（1912），5月23日公布的《国务院官制修正草案》设立内务总长，同时公布的《内务部官制草案》第10条第6款明文规定：内务部礼俗司执掌“关于保存古物事项”[14]。10月1日《内务部为筹设古物保存所致大总统呈》：“查古物应归博物馆保存，以符名实。但博物馆尚未成立以先，所有古物，任其堆置，不免有散失之虞。拟请照司所拟，于京师设立古物保存所一处，另拟详章，派员经理。至各省设立分所之处，应从缓议。”[15] 呈文中“古物保存所”与后来的“古物陈列所”非一事表述，然一字之差，性质大变。

民国二年（1913），朱启钤任内务总长，内务部佥事金城建议效仿法国卢浮宫，将热河避暑山庄和奉天清宫运来的古物，在紫禁城外朝建构一所集收藏与展示于一体的古物陈列所。随后，北洋政府内务部下令筹办古物陈列所，以集中收藏、展示奉天清宫和热河避暑山庄集中于北京的古物。并于12月24日，制定公布了《古物陈列所章程》十七条，申明“本部有鉴于兹，默察国民崇古之心理，搜集累世尊秘之宝藏，于都市之中辟古物陈列所一区，以为博物院之先导。综吾国之古物与出品二者而次第集之，用备观览，或亦网罗散失，参稽物类之旨所不废欤”[16]。章程中“博物院之先导”，说明创办之始希望有其博物馆属性，对社会起到一定作用。由此，中国第一国立博物馆即将诞生。

二、1914-1948

民国三年（1914）2月4日，由内务总长朱启钤主持，在三大殿为主体的紫禁城外朝成立了古物陈列所，并授“内务部古物陈列所之章”[17]，管辖范围主要包括文华殿、武英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等地。展出藏品主要是从热河避暑山庄、奉天清宫迁移而来的古物。

民国二年（1913）11月18日至民国三年（1914）10月28日，从热河避暑山庄共运输古物七次，共计117700余件；民国三年（1914）1月23日至3月24日，从奉天清宫共运输古物六次，共计114600余件。两次总共约232300余件。古物品类包括瓷器、古铜、字画、玉器、文玩、珐琅、佛供、戏衣、书籍、刺绣、钟表等，这些古物构成了古物陈列所之基础。10月10日古物陈列所正式宣告开幕，这是中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一座里程碑。古物陈列所最初开放的区域只有武英殿一处，文华殿及三大殿等并未同时开放 [18] 。直到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去世后 [19] ，三大殿才逐步移交给古物陈列所作库房使用（主要用于存放书籍）。

古物陈列所初期，展陈方式以古物分类陈列为核心，“殆如骨董店耳” [20] 。周启祥所长在《古物陈列所记略》中提到：“武英殿陈设多宝架，各物层积纷杂无统系。一物同色同样而陈列多件，有如古董肆、无意识者所为也。两配殿亦然，亟须整理而改善之”。而胡适更是严厉指出：“最可在意的是博物馆里的科学的排列法。中国人自办的博物馆最缺乏的是没有科学的排列法……三殿里的古物陈列所，也只可算得一个乱七八糟的古董摊，全无科学的价值” [22] 。古物陈列所作为中国第一个国立博物馆，初露头角，羽翼未丰，加之工作重心在清点古物上，北洋政府与清政府又在紫禁城外朝多有瓜葛，使其步履艰难，但随着古物陈列所的影响日渐扩大，且开放面积和陈列的文物数量逐渐增加，以及袁世凯的去世，情况有所好转。

从民国政府接收紫禁城外朝，到袁世凯复辟前，太和中和保和三殿是晚清遗留下来的原始面貌，也可以称为“晚清宫廷史迹原状”。此时的原状是三大殿本来的状态，未经改动，没有添加。相对于原状陈列来讲，三大殿的内檐是最重要的史迹。时间段划分是1911年-1915年。民国二年（1913），袁世凯在太和殿前宣誓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任二年余，野心外露，“积极准备黄袍加身，先在西苑居仁堂受贺，在太和殿南庑成立大典筹备处，宝座、龙袍均进行制作完成，以嘉禾章图案为徽。新朝以红色为上，年号洪宪，并拟改太和殿为承运殿，中和殿为体仁殿，保和殿为太极殿。袁世凯倒台后，他的宝座、龙袍、仪仗等物也就成为古物陈列所的陈列品了 [23] 。”民国四年（1915），袁世凯准备称帝，将太和殿原有的匾额、对联、宝座一应撤除，布置新的椅子、国徽等，这些东西在袁世凯过世后一直留在太和殿，而撤去的太和殿宝座、匾额等并没有档案记载，放置何处，无从查起，也为后期太和殿原状复原留下了艰难的工作。民国八年（1919）起，古物陈列所逐步开放三大殿，接受欧美日使团瞻览 [24] ，或作为特殊活动场所举办活动 [25] 。至此形成了古物陈列所主要的展陈方式：古物陈列和原状陈列。

《古物陈列所廿周年纪念专刊》之《工作报告·保管陈列事项》载：“太和殿……本所开办后，初仅选择少数重大物品，略事点缀。至民国十四年，始又精选明清各代刺绣缂丝雕漆珐琅等类围屏插挂屏，及宝座鹿角椅品级山并大轴名人字画，现乃厥状如初，并未多所更动。” [26] “中和殿，此殿现所陈列者，除明清时之珐琅大件器物，紫檀雕花柜，清世祖禁止中官干政铁牌外。并将接收大和斋各项佛供乐器，添辟陈列，其东西两旁暖气管，为洪宪帝制之遗物，亦留供参观。” [27] “保和殿，现陈列各种御用金漆床几，绘画钿翠御笔行草各种围屏，及历代名人大画轴。”初期太和殿陈列只选择了少数重大物品略事点缀，到正式对公众开放，又精选明清刺绣、缂丝、雕漆、珐琅等类围屏、插挂屏、宝座、鹿角椅、品级山，以及大轴名人字画等。中和殿陈列有明清时期大件珐琅器物、紫檀雕花柜、清世祖禁止中官干政铁牌及各项佛供、乐器等。保和殿陈列有御用金漆床几、绘画、细翠、御笔行草各种围屏和历代名人大画轴。” [28] 此三大殿的时间段划分为1919-1925，显然已经不再是原始的史迹原状了，除增添了古物陈列，观众在太和殿欣赏的御座还是袁世凯留下来的。

据故宫博物院藏《古物陈列所档案·行政类》：“民国十四年（1925），8月，古物陈列所呈内务部：‘查本所存储各项物品，向在文华、武英两殿选择陈列，供人瞻览，酌收卷价，藉以补助经费。近因整顿所务，月支日增，开支不熬甚巨，自非另筹办法扩充售卷地点殊不足以增收入而资挹注。拟将向来不能陈列之重大物品分别在太和、中和、保和各殿布置陈列。谨规定三殿扩充售券及东西华门附售车辆入门券。’[29] ”经内务部批准，古物陈列所正式将太和殿等三大殿对公众开放，作为展厅使用。同年（1925）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开院，由院董事会与临时理事会主持全院工作，设立古物馆、图书馆、总务处。民国十五年（1926年3月）至民国十七年（1928年6月），故宫博物院在北洋军阀皖、直、奉等支持的临时执政政府肘腋下，先后历经四次改组，直到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

民国十七年（1928年）6月，原属于北洋政府内务部的古物陈列所，在南京国民政府统辖北京后，改为国民政府行政院内政部接管。古物陈列所传心殿陈列室（原作客厅使用），改成仿内廷生活原状陈列。陈设物品有御书房、寝宫各种御用文具、书籍、字画、床柜、宝座等。至此，紫禁城中第一个“宫廷史迹原状陈列展览”就此诞生。《古物陈列所廿周年纪念专刊》之《工作报告·保管陈列事项》载：“传心殿陈列室，此殿原系布置作为会客厅之用，自十七年罗前所长（罗耀枢）接任后，随将清代御书房寝宫各种御用文具书籍字画时计床柜宝座等件，分别部署。其式样悉仿燕居情形，与他殿景致不同，现因照料员警不熬分配，仅于佳时令节，偶尔开放，籍增游兴”[30]。燕居，乃皇帝退朝后闲居之所。《辞海》载，同宴居，公余无事之时。按照现今原状陈列的标准来看，此时的展览显然还处于萌芽状态，可能是一时兴起，也可能是不断探索中的表象，但却为日后原状展陈形式做了起首。传心殿陈列室原状陈列展虽没有具体展陈大纲，但从一份档案中可探知一二。

【表1·拟档案形式由左往右】

此档案记录时间为民国三十七年（1948）九月十六日（10月18日）。故宫博物院在接收古物陈列所之后，进行的点收，从当年9月1日起，到11月22日结束。根据档案记录，此时的传心殿陈列室，依旧是原状陈列展览，通过“留平”号可辨别一些在陈文物。

民国十八年（1929年3月），故宫博物院改组，掌故部改为文献馆，基层机构变为三馆两处，即古物馆、图书馆、文献馆、总务处、秘书处（后设立临时工程处、临时警卫处、出版处等机构），宫廷史迹原状陈列部分（特指紫禁城内廷部分），由院秘书处来管理。“参观者见宫墙高且多，无异囹圄，见宫中生活之黑暗，一无乐趣，或可兴起其薄视天子、重视平民之念乎”[35]。据陈列部撰《六十年陈列话沧桑》载：“这句似乎是当时陈列的指导思想，对宫廷原状陈列的认识上还是模糊不清，因此这一部分可说是没有认真作为故宫博物院的基本陈列，只不过是溥仪出宫时的现场展览，所以归属于掌管院务的秘书处来负责”[36]。

民国十九年（1930年）古物陈列所又增辟了洪宪馆、武器馆、毡毯陈列室、戏衣陈列室、石刻陈列室等专馆，这些专馆大都在年节纪念日开放。

民国二十三年（1934），国民政府公布《国立故宫博物院暂行组织条例》，规定院组织机构设古物馆、图书馆、文献馆、总务处及驻南京与驻上海办事处，撤销了秘书处的建制。在1929-1934年之间，秘书处肩负着事务与业务双重职责，将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养心殿、西六宫等处开辟为“宫廷生活原状陈列”，以保存原皇室居住生活面貌。

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下，字面意义上的“原状”，其意义比较单一、局限，与更加丰富、开放、科学的“原状陈列展览”。民国元年（1912）2月13日，隆裕太后代表清廷，宣布清帝退位。此后十余年间，溥仪仍居住紫禁城乾清宫以北的内廷。民国十三年（1924）11月5日，溥仪接受《修正清室优待条件》，下午便携眷属前往其生父载沣的醇亲王府邸，至此，紫禁城内廷正式交予国民政府。11月7日晚12时，摄政内阁正式发布命令：“修正清室优待条件，业经公布施行，着国务院组织善后委员会，会同清室近支人员，协同清理公产、私产，昭示大公。所有接收各公产，暂责成该委员会妥善保管，俟全部结束，即将宫禁一律开放，备充国立图书、博物馆等项之用，籍彰文化而垂久远。[37]"

20日，清室善后委员会筹备就绪，宣告成立。民国十四年（1925）9月29日，清室善后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依照法、德等国成立皇宫博物馆之先例，成立故宫博物院。10月10日下午2时，故宫博物院开院典礼在乾清门前举行，并正式向公众开放。北京城内，“万人空巷，咸欲乘此国庆佳节，以一窥此数千年神秘之蕴藏”[38]。

在《朱家溍》一书中，有这样一段描述，展示了故宫博物院在开放当日，宫廷原状的展陈方式：“当时的宫内保持着溥仪出宫时的原状：寝宫里，桌上有咬过一口的苹果和掀着盖的饼干匣子；墙上挂的月份牌，仍然是屋主人走的那一天；床上的被褥、枕头也像随手抓乱还没整理的样子；条案两头陈设的瓷果盘里满满的堆着干皱的木瓜、佛手；瓶花和盆花仍摆在原处，都以及枯萎；廊檐上，层层叠叠的花盆里都是垂着头的干菊花。许多屋宇都只能隔着玻璃往里看。窗台上摆满了外国玩具，一尺多高的瓷人，有高贵的妇人，有拿着望远镜、带指挥刀的军官，还有猎人等等。桌上有各式大座钟和金枝、翠叶、宝石果的盆景。洋式木器和中式古代木器掺杂在一起，洋式铁床在前窗下，落地罩木炕靠着后檐墙。古铜器的旁边摆着大喇叭式的留声机，宝座左右放着男女自行车，还有一间屋里摆着一只和床差不多高的大靴子。[39]”

此时的“原状”展览，仅是保持着溥仪离宫时的原始状态，它是历史的定格，一个截面，倒也是大家喜闻乐见的一种展陈方式。如同现在故宫宗教原状一样，保持着百年来不变的环境，而生活原状就无法一直持续。“原状陈列展览”，则完全严格地按照档案的样实记载进行，是一段时期特征的总和，显现时代的特征，需以严谨、科学的态度，还历史以原貌。类似哲学研究中，前者“原状”展览是历史的特殊性，后者“原状陈列展览”则是历史的普遍性。

民国二十二年（1933）1月31日，“榆关事变，骤然发生，平津密迩，时虞危险”[40]，故宫博物院奉令准备南迁。自此，故宫博物院与古物陈列所等联合，遂将馆藏大批珍贵古物装箱，分五批南运至上海法租界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的故宫博物院驻沪办事处存放。在此期间，紫禁城内的展陈工作基本处于停顿状态，原状展览中的诸多精品文物被打包装箱，原状陈列随即不再完整。民国二十六年（1937），“七·七事变”使紫禁城内的陈列工作更加难以为继。这种状态直至抗战结束。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12月3日，行政院决议：故宫博物院改隶行政院，古物陈列所归并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留存北平文物（88202件）及所辖房屋馆舍，拨交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南迁文物，全部拨交中央博物院保管。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3月1日，存在了34年的古物陈列所正式并入故宫博物院，自9月1日开始点收古物陈列所文物，至11月22日结束。故宫院区从此实现完整保管。

三、1949-2002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2月7日，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重新开放。3月6日，在故宫太和殿召开有全院职工参加的接管大会，军管会正式接管故宫，马衡留任院长，全体工作人员均留原工作岗位不变。1949年6月北平结束军管，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划归华北人民政府高等教育委员会领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划归文化部领导。1950年2月，北平市改为北京市，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更名为国立北京故宫博物院，1951年6月又改称故宫博物院。1958年7月，故宫博物院下放北京市，归北京市文化局领导，1962年又收归中央管理，由文化部直接领导。国家文物局成立后，故宫博物院则由其管理。2002年8月，再次划归文化部领导，成为文化部的直属事业单位。

1951年，故宫博物院机构改组，成立保管部、陈列部、群众工作部及档案馆、图书馆和办公处。陈列部统一管理陈列展览工作，其中包括宫廷原状陈列。1954年，吴仲超先生来院任院长，将陈列部再次进行了调整，并设立了青铜器、书画、陶瓷、工艺美术、宫廷历史等专业组,由宫廷历史组专门负责原状陈列管理和研究工作。此时期明确了故宫展陈的两大体系，确定了陈列展览工作的方向，既要组织古代文物艺术品的陈列，也要做好宫廷史迹的陈列。尤其是对被破坏的内廷原状进行复原。在《朱家溍》一书中提及：“太和殿原来是不用陈列柜的大综合陈列，也都撤去。马先生（马衡）提出太和殿恢复历史面貌的主张，撤掉袁世凯的宝座。但在紫禁城内还存在不存在太和殿原来的宝座，还是个问题。藏品中宝座很多，但试陈几次都看着不协调，等于是一个悬案。一直到吴仲超院长领导工作，把这个问题作为一项专题研究，才彻底解决了”[41]。

1956年，朱家溍先生回到故宫工作，吴仲超院长与其会面畅谈，希望能复原紫禁城中路三大殿，及西六宫。在《朱家溍》一书中，这样记录到：“我发愁的是大面积宫殿的室内情况，中路三大殿空空荡荡，历史上究竟应当是什么样子，内廷部分乾清宫正殿在‘三反’前已经把南迁北返原有陈设品按原来遗留下来的位置陈设起来，这一处算是没有问题。坤宁宫呢？怎么办？尤其是西六宫，现在展示给观众的，是既没有历史意义也没有艺术价值的面貌……养心殿如果不经全面研究，整理是无法开放的，我想养心殿和西六宫的室内陈设能不能展示乾隆时代的面貌，这个任务交给你”[42]。也正是这次谈话，使得朱家溍先生在原状陈列的问题上，深入探索，也给后人在复原原状陈列的时候，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各宫殿室内的陈设情况，各自有不同的历史时期的上限，包括建造年代和使用的情况。这些宫殿内部状况是历年积累下来的，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下限——就是1924年，也就是溥仪出宫时的原状。[43]”所以在复原宫廷原状的时候，尤其是内廷部分，第一个必须关注、参考的档案就是《故宫物品点查报告》[44]。这是第一时间着手对故宫各殿所存留物品进行清点的档案。当然，外朝的下限是1911年。其二最重要的档案就是各宫殿的陈设档[45]，实为重要的参考资料。

根据展览工作规划，陈列部开始对包括太和殿在内的展览进行重新的规划，重点工作是将中轴线上的三大殿和后三宫进行原状复原。故宫博物院在恢复太和殿原状陈列的工作之初，便以《故宫物品点查报告》《清宫陈设档》等文献档案为基础，同时参考清人绘画作品及晚清老照片等。1959年，朱家溍先生在大量查阅档案中发现了一张太和殿的旧照，拍摄时间是1900年。正是通过这张照片，朱家溍先生找到了太和殿御座的样式，论证了他一直以来的设想。

据此，朱家溍先生颇有心得地写下了《漫谈椅凳及其陈设格式》一文：“大凡室内陈设，有如建筑格局，既要合乎生活需要，也要美观。家具的陈设虽没什么公式，但需审度其造型和室内环境进行布置，有主宾，有疏有下，有对称不对称等。古代家具的造型和陈设方法，给我们提供了很宝贵的经验”[46]。在1959年恢复坤宁宫后，朱家溍先生又专门撰文《坤宁宫原状陈列的布置》。将坤宁宫原状陈列展览的设计思路，考量方法一并脱出。首先是弄清坤宁宫这座建筑的历史与用途，弄清了这些房间的历史与作用，就可以确定原状陈列的主题，第二步是根据文献档案、老照片以及口述史料，结合室内环境、固定的装置，以及库存文物来确定最终的陈设场景。朱家溍先生认为做原状陈列，肯定是依档而陈，但是又不能受档案的局限。“我们从一切能够找到的可靠史料中选择适当的内容，把原地点历史上积累下的室内陈设面貌，重新恢复了”[47]。在宫廷史迹陈列方面，经过充分研究，选择了明清王朝举行大典、处理政务及帝后生活居住的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养心殿及西六宫等处，作为宫廷史迹原状陈列的重点，采取“保存清代历朝发展中的原状，表现某一时代特色的方法”，在参考查对有关宫殿文献史料，访问过去在清宫服役的宫女、太监，弄清各宫殿原状与原有陈设之后，对前三殿、后三宫、养心殿、西六宫等处，重新作了布置，再现了本来面目，做到有根有据。截止到1957年前，又开辟了重华宫和养心殿后部的体顺堂、燕喜堂等宫廷史迹陈列。

在上世纪1950年代至1960年代的前半期，故宫博物院举办了一系列的临时展览和特展，分别在奉先殿（1955年《敦煌艺术展览》、1957年《永乐宫展览》）、保和殿（1956年《五省出土文物展览》、1958年《黄河水库考古发掘展览》）、神武门（1958年《明定陵出土文物展览》）、皇极殿和宁寿宫（1961年《纪念中国古代十大画家展览》）等等，从侧面说明了此时这些宫殿的原状，即清代遗留的原始状态已经没有了，或者残缺不全。尤其是奉先殿，前殿的后檐墙拆除，把穿堂及后殿的隔扇摘下，后殿内的神龛、祭器先后撤除，只留下了一个空空的建筑。较为遗憾的是，并未拍照留底，或详细的档案记录，也使得后期恢复奉先殿原状的工作举步艰难。

1967年，故宫博物院暂时关闭，众多文物退回库房进行有效的保管。1971年7月5日，故宫博物院重新开放，因只有少数工作人员调回，这一年的展览勉强开放，原状陈列展览也开始逐步开放。太和殿原状陈列基本恢复，按皇帝举行大典场所的原状陈列。此时的太和殿原状陈列仍由陈列部负责。1983年，关闭已久的畅音阁、阅是楼的建筑重新修复，按原状复原，并陈列戏衣、道具、剧本等，形成原状与原状专题的模式，对外开放。

故宫博物院是在紫禁城内宫殿遗址上建立起来的古建筑遗址博物馆，1961年，被国务院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新的身份使故宫的展览要求与以往不同。故宫的展览须在发展中不断优化。早期办展，更多的是想要世人知晓中国，让国民及全世界认可中华文明，展示更多的是单件古物的珍贵，及溥仪离开时的原状。新中国成立，响应毛泽东主席“为人民大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号召，展览方向也逐渐转变。“我院工作人员经过热烈讨论，决定对陈列体系进行调整改革，将原属三馆一处的陈列统一归属陈列部负责，基本确立为两大类：一类是宫廷以及与宫廷有关的文物的宫廷历史陈列，要求真实地反映当时宫廷生活和历史背景，给人们以历史知识，进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一类是以故宫收藏为主的历代艺术品陈列，要求体现出我国历史悠久以及光辉灿烂的文化艺术成就，给人以美术史知识，进行爱国主义教育”[48]。根据这一指导思想，故宫博物院的原状陈列不再是猎奇，而是有依有据恢复不同时期不同用途的宫廷原状陈列展览。同时大力发展科研，“宫廷历史组则结合原状的陈列和对展品的说明，开展了对档案、文献的调查，并对曾经在清宫任职和值宿过的人员进行采访，使宫廷史迹的陈列做到有根有据，更加符合历史真实”[49]。

为了进一步加强原状陈列管理工作，1998年，故宫博物院对院内机构进行改革，取消陈列部、保管部，成立古书画部、古器物部、宫廷部、展览宣教部。院内所有原状陈列工作由新成立的宫廷部负责。2002年，宫廷部[50]成立原状陈列组，具体负责故宫博物院原状陈列管理和研究工作，并通过研究逐步开始探索实践新的宫廷原状展览。

结语：

故宫博物院是世界上极少数同时具备艺术博物馆、建筑博物馆、历史博物馆、宫廷文化博物馆等特色[51]，并且符合国际公认的“原址保护”“原状陈列”基本原则的博物馆和文化遗产[52]。原状陈列是故宫最具特色的展览，深受观众的喜爱。2002年后，原状陈列组陆续完成了多处新的原状陈列展览，同前辈们一样，大家总结展览经验，并根据社会的发展，科技进步，观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正着眼于建立一套完备的原状展览的方法论，作为从事原状展览工作的基础。原状陈列展览的筹备和管理是一项跨部门的工作，主要负责部门是宫廷历史部，具体执行是原状陈列组。每一项原状陈列展览，除宫廷历史部外，还会与二十余个院部处密切合作，可以说是一个毕全院之功而成的一项工作[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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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故宫博物院编，《故宫博物院规章制度汇编》，摘自《故宫博物院陈列展览管理办法》第四章《原状陈列》，2013年。

[2] 笔者著，原状陈列展览是一种惯性称谓，有时也直接称原状。如果严格来说，原状是指原来的形态。原状陈列展览是一种展览形式，一般在遗址建筑类博物馆中制作的展览。

[3] 张謇，《上南皮相国请京师建设帝国博览馆议》，撰于光绪三十一年，摘自《博物馆学参考资料（上册）》，P292，文化部文物局教育处、南开大学历史系编，1986年。

[4] 张謇，《上南皮相国请京师建设帝国博览馆议》，撰于光绪三十一年，摘自《博物馆学参考资料（上册）》，P294，文化部文物局教育处、南开大学历史系编，1986年。

[5] 《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之五百六十三，光绪三十二年八月。1905年7月16日，光绪皇帝发布了“考察政治上谕”：“兹特简派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等随带人员，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嗣后再行选派，分班前往。其各随事咨询，悉心体察，用备甄采，务负委任”。

[6] 张謇，《上南皮相国请京师建设帝国博览馆议》，撰于光绪三十一年，摘自《博物馆学参考资料（上册）》，P291，文化部文物局教育处、南开大学历史系编，1986年。

[7] 张謇，《上南皮相国请京师建设帝国博览馆议》，撰于光绪三十一年，摘自《博物馆学参考资料（上册）》，P293-295，文化部文物局教育处、南开大学历史系编，1986年。

[8] 张謇，《上南皮相国请京师建设帝国博览馆议》，撰于光绪三十一年，摘自《博物馆学参考资料（上册）》，P293，文化部文物局教育处、南开大学历史系编，1986年。

[9] 张謇，《上南皮相国请京师建设帝国博览馆议》，撰于光绪三十一年，摘自《博物馆学参考资料（上册）》，P294-295，文化部文物局教育处、南开大学历史系编，1986年。

[10] 张謇，《上学部请设博览馆议》，撰于光绪三十一年，摘自《博物馆学参考资料（上册）》，P295，文化部文物局教育处、南开大学历史系编，1986年。

[11] 张謇，《上学部请设博览馆议》，撰于光绪三十一年，摘自《博物馆学参考资料（上册）》，P296，文化部文物局教育处、南开大学历史系编，1986年。

[12] 张謇，《国家博物院、图书馆画条议》，撰于1913年，摘自《博物馆学参考资料（上册）》，P296-298，文化部文物局教育处、南开大学历史系编，1986年。

[13] 张謇，《国家博物院、图书馆画条议》，撰于1913年，摘自《博物馆学参考资料（上册）》，P296-297，文化部文物局教育处、南开大学历史系编，1986年。

[14]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政治》，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15]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文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

[16] 同上。

[17] 同上。

[18] 《古物陈列所廿周年纪念专刊》载，民国三年二月（1914.3）对武英殿进行改造。民国四年，对文华殿进行改造。

[19] 袁世凯复辟时间为1915年12月12日，去世时间为1916年6月6日。

[20] 鲁迅，《鲁迅全集》，卷一，P360，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21] 周肇祥，《古物陈列所记略》，《国学丛刊》第 4 册，P 64 ，1941 年。

[22] 胡适，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胡适文存二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23] 单世元，《我在故宫七十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P382，1997年。

[24] 一般由外交部发文到内务部古物陈列所，收到回文后，外交部再发回执到古物陈列所。

[25] 笔者查到1917和1918年，驻京外交团（法国、俄国等）、美国总统朋友，参观古物陈列所文华殿，皆未参观过三大殿。1921年2月，全国急赈大会，在太和、中和、保和三殿募款赈灾。

[26] 古物陈列所编，《古物陈列所廿周年纪念专刊》，P65，1934年。

[27] 古物陈列所编，《古物陈列所廿周年纪念专刊》，P65，1934年。

[28] 古物陈列所编，《古物陈列所廿周年纪念专刊》，P65，1934年。

[29] 《古物陈列所1914～1927年大事记》，古物陈列所档案·行政类，第39卷，故宫博物院藏。

[30] 古物陈列所编，《古物陈列所廿周年纪念专刊》，P66，1934年。

[31] 谢庸，字梅石，号瑞卿。吴县（江苏苏州）人。清末金石家。

[32] 乙件，即一件。

[33] 阿桂，章佳氏，字广庭，号云岩，满洲正蓝旗（后以功抬入正白旗）人，清朝名将，大学士阿克敦之子。

[34] 沈初，字景初，号萃岩，又号云椒，浙江平湖林家埭人，乾隆二十八年(1763)进士。

[35] 那志良，《故宫五十年》，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20年。

[36] 陈列部，《六十年陈列话沧桑》，《故宫博物院院刊》，1985年第3期。

[37] 故宫博物院官方网站https://www.dpm.org.cn/classify_detail/156789.html

[38] 吴瀛，《故宫博物院前后五年经过记（二卷）》，故宫博物院，1932年。

[39] 朱家溍口述，朱传荣整理，《朱家溍》，P69，文物出版社，2003年。

[40] 1933年，故宫博物院秘书处工作报告。

[41] 朱家溍口述，朱传荣整理，《朱家溍》，文物出版社，2003年。

[42] 朱家溍口述，朱传荣整理，《朱家溍》，文物出版社，2003年。

[43] 朱家溍口述，朱传荣整理，《朱家溍》，文物出版社，2003年。

[44] 清室善后委员会编，共分6编，28册，以故宫中路各殿堂为第一编（5册），东路为第二编（9册），西路为第三编（5册），外东路为第四编（5册），外西路为第五编（2册），宫外各处为第六编（2册）。各编以各宫、殿、堂、园为单位分册，注明物品名称、件数，并加以编号，注明制造年代，残缺状况，包装形式等项.各册卷首附凡例及《清室善后委员会点查清宫物件规则》。

[45] 故宫博物院藏有清宫内廷各殿的原始陈设档案700余册，极为珍贵。在陈设档案中，既有各殿原始档；也有对陈设物品复查并标明变动情况的复核档；还有随时记录陈设品变动的流水档等。这些宝贵的历史资料，真实地反映了清宫陈设的特点与变迁情况，对研究清宫陈设原状和规律、清宫习俗、帝后的兴趣爱好、清廷与各民族、各国交往；对恢复宫廷原状陈列；清史和宫廷史研究等工作，具有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

[46] 朱家溍，《漫谈椅凳及其陈设格式》，《艺术与设计》，2015年第10期。

[47] 朱家溍，《故宫退食录》，第31?页，紫禁城出版社，2009年。

[48] 陈列部，《六十年陈列话沧桑》，《故宫博物院院刊》，1985年第3期。

[49] 陈列部，《六十年陈列话沧桑》，《故宫博物院院刊》，1985年第3期。

[50] 宫廷部，2021年更名为“宫廷历史部”。

[51] 《故宫创造新价值：从皇家宫殿到“国家会客厅”》，《人民日报海外版》，2018年09月21日第 7 版。

[52] 单霁翔，《在守望传统中开拓创新——记郑欣淼先生任上的故宫博物院》，《故宫博物院院刊》 2015年04期。

[53] 在前期对宫殿的研究过程中，涉及到的部门有院办档案室、图书馆、数字与信息部、古建部等；在古建修缮时，涉及到的部门有古建部、故宫世界遗产监测部、工程管理处、修缮技艺部；在文物修缮时，涉及到的部门有文物管理处、文保科技部；在文物复仿制时，涉及到的部门有预算处、财务处、法律处、审计室、事业发展部、文保科技部及对外合作单位；在提用文物和布展时，涉及到的部门有文物管理处、器物部、书画部、图书馆、展览部等；在展厅管理时，涉及到的部门有开放管理处、行政处、宣传教育部、展览部、安全部等，千头万绪，纵横交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