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近日，广西出版传媒集团携手北京大学诗歌研究院，广西人民出版社“大雅十年”诗歌活动月第五场活动“翻译、出版与当代中国新诗——‘大雅’等诗歌品牌与当代诗研讨会”走进中国新诗的发源地——北京大学。研讨会邀请到杨铁军、闵雪飞、冷霜、汪天艾、张桃州、范晔、周伟驰、周瓒、姜涛、秦立彦、席亚兵、雷武铃、臧棣等国内众多著名诗人、评论家、翻译家与会，研讨会上，嘉宾共同探讨了诗歌的翻译与出版，当代中国新诗的现状及发展等问题，澎湃新闻经主办方授权发布部分研讨会精华内容，以飨读者。
姜涛
姜涛：这次聚会的契机是“大雅”品牌十周年的纪念，“大雅”的正式起步，是2015年在北京爱琴海购物公园单向街书店做了一场推介活动，恰巧当时也是我来做“报幕人”。“大雅”一开始走的是精品小众路线，但是经过近十年的发展，越做越大，诗歌翻译出版也成为“大雅”重要的版块。今天是“大雅”新老朋友的一场聚会，“翻译、出版与当代中国新诗”这个话题比较宽泛，但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讨论，因为今天请到的朋友们基本上都有多重角色，既是诗人，是批评家，从事诗歌研究，同时也是诗歌翻译家。所以我想由我们这帮人来谈这个话题再合适不过了。
杨铁军
杨铁军：我今天回想了一下，我好像在“大雅”已经出了6本书了，包括早期我翻译的希尼的《电灯光》，最近刚出版的洛威尔《生活研究 致联邦死者》。翻译对我的个人写作、语感培养等很多方面，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尤其是在翻译希尼《电灯光》的时候，在语言把握、反复修改的过程中，确实是学到了不少东西。还有就是在《奥麦罗斯》的翻译过程中，最大的难点，其实是在于打磨汉语，而不是对英文的理解。我感觉在这个过程中，我对自己的写作和语言的认识都深入了不少。它不光是一个深度阅读，而且是一个锤炼自己诗歌技巧、诗歌认识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所以我今天想简单说一下，这几年在翻译这些书的过程中的一个感想，也就是诗歌意译和直译的关系问题。我们对直译、意译并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每个人心目中都有一个自己对于直译、意译的度的把握，对自己的风格也会有自己的判断，这个判断在别人看来可能有时候就有偏差了。后来我在翻译过程中，尤其是在打磨《奥麦罗斯》和另外几本书的时候，我想到翻译可能不是直译、意译这两个极端可以概括的。好比一把尺子，我们假定尺子最左端是绝对的直译，我们把它的刻度定为负5，最右端是最绝对的意译，刻度定为+5。最极端的直译就是音译了，音译在翻译实践中其实是经常出现的，比如说人名、地名，一些佛经的专业术语或者咒语就是音译，这就是绝对的直译。最极端的意译，要我说就是完全的胡说八道，离开原文完全任意发挥。而真正理想的翻译，肯定不可能在最左边或最右边，它永远在某个靠近中点的位置，也就是0，我觉得这是个比较理想的位置，但我不认为所有的翻译都可以做到这一点。最好的时候，是翻译家根据风格，往左偏个1度、2度，或者往右偏个1度、2度。而绝对的0度是最理想的情况，可能只有在个别的时候，比如所谓的灵感爆发的时刻才可能达到。
也许我们在翻译过程中根本不用纠结自己的风格、是要直译还是要意译。在我看来翻译的实践不光是一个译者风格的实践，在具体的翻译过程中，每一个作品、每一个作者，小到每一个句子和词，都会面临选择的问题，就是你这个点要落在尺子的哪个位置？我想没有任何一个译者会永远落在左边，或永远落在右边，而是会在那个理想的位置旁偏来偏去。比如说翻译诗歌的时候，可能会对语序的调整比较谨慎，会考虑到诗歌的效果，而且不同的句子可能会进行到不同的工序，有的句子，可能是进行到这一步，那个句子可能进行到另外一步。我觉得这样的谈论是对自己翻译过程的澄清，对祛除一些在关于翻译的讨论中不必要的执念，也许是有帮助的。
雷武铃
雷武铃：我觉得在翻译引进诗人方面，零散的诗歌作品已经出了不少，很多都是重复，而对一个诗人那种全面深入的了解必读的一些书其实出得很少。我自己在阅读学习诗歌当中，就因为不能理解，遇到过很多的挫折、困难。我觉得对诗人应该有全面的了解，才能够更好、更准确地理解他的诗歌。当时读希尼的作品，从一个诗人的角度来说，最让我触动的是他的访谈录《踏脚石》，我从中看到了他是怎么生活的，怎么学习的，怎么面对困难、面对社会的，他的诗和他的真实生活的具体关系。它把诗的产生还原到我们可以进入与体会的一个人普通正常的生活成长的经历场景中。所以我建议出版社拿下版权，我自己来翻译，因为我确实觉得这书很好，特别难得。我觉得“大雅”能够出这本书，我的私心就满足了，我没想到他们后来越做越多，而且基本上是我所期望的方向。
我们开始学习写诗的时候，都受外国诗歌的影响，所以当我们翻译的时候，就把对诗的各种稀奇古怪的想象都投射在里面，都有点入魅。而对诗人更深入、更全面的介绍，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诗人和他的作品，这其实是一个祛魅的过程。我们的新诗发展至今，起初80年代的那一代诗人到现在也成长了，诗歌翻译对写作所产生的那种直接性影响肯定已经没那么大了。怎么样才能更好地理解我们的诗歌，正确地理解我们自己和西方的诗歌，我觉得这就是“大雅”在做的工作能产生的影响。就像史蒂文斯的诗，很多对史蒂文斯很着迷的人，他们的想象和斯蒂文斯文本的逻辑与诗歌实际相差很大。我是通过看文德勒等批评家的研究，才明白一些内在的逻辑。我们读中国古诗都需要注解，需要一些阐释研究，并且那些注解甚至是从古代就绵延下来的，才能够更好地理解这些古诗，我们读外国诗怎么可能光凭自己的天纵聪明就超越所有理解疑难，一下子就全面准确深入地理解？对外国诗歌的理解跟对我们母语诗歌的理解是很相关的，更好地理解外国诗，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我们自己的诗。
闵雪飞
闵雪飞：我很想提供的是一种教学上的可能，刚才姜涛老师也说了，年轻人可能不太读中国的新诗，读外国的多。现在网课、短视频这些已经改变了大学生的阅读，改变了他们的思维，而读诗歌可能是一种好的改善方式。因为如果让他去读一本小说，可能200页他都读不下来，像托尔斯泰这样的根本不可能，《追忆似水年华》就更别提了。诗歌可能不太一样，在长度上更符合当代人的阅读特点。我觉得我们应该有带领学生阅读诗歌、理解诗歌的一些课，外国的、中国的，尤其是中国诗歌。像伟驰老师的诗真的需要智力去读，他还是哲学系出来的，他的诗非常深刻，融会了中国和外国的哲学，还是需要给学生从各个方面去讲解，比如声音、感情等。
我今年主要的课程是葡萄牙文学和文学史，其实它就是诗歌史。虽然葡萄牙小说有萨拉马戈，但这是凤毛麟角，葡萄牙文学主要是诗歌，而且国内的译文非常少。这对我的挑战是相当大的，因为我不仅要翻译，还要给他们讲这首诗为什么好，不能就直接放上去给学生看，你得给他解释，否则他会觉得没啥意思。所以我真觉得解诗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其实我们可以合作，比如秦老师可以去讲英美，范晔可以负责西班牙，我可以负责葡萄牙，我们可以合作看一下是不是能够去给学生解诗，把诗人讲明白了，然后带着学生写，如果有这样的带领，因为诗歌的长度，学生们是可以去读的，慢慢地可能会再去读、去理解一些更长的作品，这就是我的基本看法。
秦立彦
秦立彦：我翻译过华兹华斯，现在正在翻译济慈全集，自己也写诗。但我主要还是把翻译当作写诗的一种练习。这两个过程其实是一样的，尤其是在准确表达这个方面。在翻译的时候，像立意、结构、灵感等都不需要思考，因为它已经提供了，要做的就是把它用中文准确地表达出来，“用准确的中文来表达”，就好比严复所说，每个词都是用秤称量出来的，我想在翻译诗的时候更得用特别精密的秤去称量每一个词，所以我也特别同意刚才杨铁军老师说的，翻译更要求的是一种对中文的敏感。所谓的准确当然也是一种阐释，因为它不能避免译者的阐释过程。比如说名词可能比较容易翻译，难的是动词。但我觉得最难的往往是翻译形容词，尤其是一些特别日常的形容词，比如sweet、pleasant，因为它们有一大堆意思，如果是一个特别长的词的话，它貌似很渊博，实际上可能只有一个意思，那没有什么可选择的，但是sweet有各种意思，你就需要拿出那个秤来称了，所以我觉得这种时候就特别困难，是特别需要译者下功夫的地方。
我觉得有的诗人好译，有的诗人不好译。我译华兹华斯的时候就觉得比较好译，因为他那种朴实、朴素的风格，但是现在译济慈就觉得遇到很大的困难，因为他既幽微又幻美，翻译的时候就觉得好像在用一个大筛子去筛一些很细的东西，一切都漏掉了。后来我就安慰自己，我想可能他这种表达在英语中也是特别幽微的，并不是中文的缺陷，所以还是努力用中文来编织，尽量编织得细密一点，所以觉得很困难。另外一种困难就是译坏诗。翻译济慈全集的时候觉得还挺好，因为他写的诗大多质量比较高。但其实每个诗人都会写出一些坏诗，有的时候对于译者来说，事先就判断出这首诗是失败的诗或者说是坏诗，然后还得把它翻译出来，那个过程很痛苦，特别难受。
还有一个困惑，就是在自己翻译和写作的过程中，某位诗人可能陪伴了你好几年，你每天都不光阅读他，而且是他的每一个词语可能都要分析，对他特别熟悉，这种影响就会形成一些焦虑，因为你觉得他写得很好，这个时候就感觉自己被碾压了，自己的自信也被消磨掉了。所以长期生活在他们的阴影下也很痛苦，不过好像这也没有什么，因为像希尼也翻译过《贝奥武甫》，博尔赫斯也翻译过惠特曼，他们最后也并没有变成贝奥武甫和惠特曼。所以在大量阅读还有中西诗歌互相抵冲的情况下，其实这种影响可能也会慢慢淡化，不至于让悬在头上的这样一个庞大的存在使得自己不存在了。
周瓒
周瓒：我去年翻译了文德勒的《诗人的成年》，里面有一章就是讨论济慈的，我在翻译这章的时候，对济慈的印象真的是突破了原来借助一些诗歌翻译的阅读感受。济慈确实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诗人，虽然他生命非常短暂，但这是一个天才诗人。我在翻译这章的时候，他的诗我都尽量自己来译，因为太吸引我了，诗里无论是声音、押韵还是在意向的跳跃上都非常复杂、非常有意思，对现在我们的写作都是有启发的，虽然他是19世纪的一个浪漫主义诗人。我在翻译文德勒这本书的时候还有一个比较深的体会，之前也跟一些诗人朋友交流过，就是我觉得像弥尔顿这样的大诗人现在需要重译。文德勒认为弥尔顿第一首完美的诗是《快乐的人》，《快乐的人》我就想自己翻译，然而我觉得我翻译不过殷宝书先生。但他的语言还是有点旧的，怎么样才能把弥尔顿翻译得又新又有活力，实在是太难了，我觉得这是一种挑战。
周伟驰
周伟驰：今年《星星诗刊》让我写一篇关于诗歌翻译的文章，我谈到戴望舒和他翻译的洛尔迦是一种相互成就，就是说译者和被译者是相互成就的关系，但我最后谈到了今天所谓的机器人、AI。大概十年前，有人在美国翻译《圣经》，希望我能加入，可能是觉得我在语言上会敏感一点。我问了一下他们是怎么翻译的，他们说他们对每一个词语都得做到很精确，比如一个词不能在《旧约》里翻译成“文雅”，到了《新约》就翻译成“风雅”。要做到严格、精确。我说你们达到了精确，但是个性可能就会有损害，所以后来我没有加入，当然也因为我的古典语言学得不好。
刚才我听大家说诗歌翻译，我就在想，今天这个时代很多工作已经有机器人的帮助，这个作用是非常大的。我们看那些政治、经济、宗教类的书，那些翻译实际上有很多是人工智能可以辅助、可以通翻的，但诗歌作为一个独特的文本，我觉得有它的特殊性，相当于“手工操作”。诗歌不只是信息和意思的传达，它还有一种“味道”。诗人在翻译一个外国诗人的时候，对这种“味道”有这种鉴别的能力，而且能通过母语把它传达出来，每一个句子都想得非常仔细，体会到里面的语感、曲折、隐喻，以及它和传统、历史之间的关系，等等。我的意思就是翻译诗歌的时候，各个译者的差异会特别大，因为诗歌确实是一种很独特的文本，它叫“一句顶一万句”，翻译要做乘法而不是加减法。
范晔
范晔：前些天我去广州参加诗歌市集，因为下雨，飞机晚点，在北京机场等待了七八个小时才飞过去。活动上有个环节就是分享我最近翻译的一个作品，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智利诗人维多夫罗的代表作品。我分享的时候说，我的飞机晚点了，我现在把这个智利诗人翻译到中国人的世界来，可能也是一种“晚点”。维多夫罗在西语诗歌界是比较早完成经典化的重要诗人，以至于帕斯说他是西语诗歌中“看不见的氧气”，七八十年代就有阿根廷的评论家在一本叫“西语诗歌的奠基者”的书中，把他跟博尔赫斯、巴列霍、聂鲁达并列，但是国内一直没有这位诗人的单行本，直到前两年一位优秀的青年译者李佳钟翻译了一本，后来我也拖拖拉拉翻译了一本。
一个诗人进入到另一种语言的语境中，需要一些机缘或者触发的时间点。维多夫罗如果早20年译介过来，可能接受和影响程度会不一样。早20年进入汉语世界，他是否会成为“爆款”，对当代诗歌写作而言，他是否真的能成为一种可供借鉴的资源或能量，其实我也无从判断。但或许可以说，倒退20年应该会有些不一样的接受反应，所以我就在想这是不是称之为翻译的“晚点”问题。但如果说有“晚点”，那么就会存在一个基本的“准点”，什么样的接受时间叫做“准点”呢？这个问题我也没想清楚。
我在北大西门那边的民主楼二楼给学生上课的时候，我就说楼下那个教务办公室当年是冯至的办公室，差不多40年前中国西葡拉美文学研究会成立时，邀请冯至先生做演讲，他说“做西葡拉美文学，翻译还要更精，研究还要更深；锦上添花要少一些，雪中送炭要多一些”，所以我想这也是一个时间的问题，译者今天要做些什么样的事情才不算是锦上添花，而是一种雪中送炭呢？我还是比较惭愧的，因为同事和诗友都劝我说，一个理想的翻译，应该是翻译一个诗人，然后成为研究这位诗人的专家，但实际上我没做到，我就是一个享乐主义的译诗者，我翻完后就溜达到别处去了。西语诗歌要做的东西很多，但做的人又不是那么多。所以我们该做些什么事情，能够让诗人摆脱某种程度上的“晚点”，或者是让诗人在中文世界成为当代诗歌的同时代人，这是我的一个困惑。但今天我听了几位的发言，反而是给了我一些启发和信心。虽然大家都觉得，今天的外国文学外国诗歌的译介，已经不是当初的那种可见的即插即用的资源，但大家也提到，今天的译诗仍然还能以独特的方式，对读者及当代新诗的中文写作发挥一些作用，对于我而言，算是获得了一些激励。
席亚兵
席亚兵：我觉得现在诗歌翻译的生态上好像存在一些问题。因为现在的翻译确实不像原先那样出现一个权威的版本，然后我们马上全部接受学习。现在的诗歌翻译是一种产能过剩的状态，当然每一个人在这种产能过剩中是能找到自己的消费偏好的，未来诗歌翻译我觉得也会越来越偏向这样。因为我们所有的生产都将会使产品越来越丰富，我们最后喜欢的东西也会越来越个性化。越是消费比较充足的情况，消费偏好的倾向越明显。虽然诗歌翻译行为本身的门槛已经比较高，但未来我觉得可以设立地更高一些。从提高诗歌出版品牌层面上来说，挑选适合翻译出版的外国诗人尤为重要，未来应该要更加能够切合当代诗歌新生的需求，将诗歌的翻译需求与当代诗歌创作的需求结合起来。
第二，诗人跟译者之间的关系，我认为也不是确定的，并不是说一位译者能翻译好这个诗人的诗歌，就一定也能译好另外一位诗人的作品。所以，在策划出版选题时，专业人员应该更严格一点，以保证翻译作品的质量，使作品在市场饱和的环境中也有重要的存在意义。
真正好的诗歌译者就不应该再翻那些学术性的散文作品。因为把一个好的诗人译介到国内，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在翻译诗歌的时候，我希望译者和原诗人之间关系的建立能更加严肃。有时候，译者对于这个诗人可能是一种研究者的态度，也或许只是喜爱的态度，但我觉得采用一个平衡的态度比较好。当诗歌印在出版物上，希望它产生一个好的阅读效果时，我觉得诗歌的语言非常重要，已经超越了直译和意译的问题，涉及译者与作品的气质是不是相符合的问题。翻译的过程中，译者可以直接去更高地把握这些文字的气质，甚至可以把自己的气质偏移式地靠近它。不管怎样我认为对于这个文字气质的追求，已经不只是说翻译的直译、意译的问题了。
冷霜
冷霜：刚才前面几位朋友讲到“诗人译诗”的问题，这和我们今天的话题有很直接的关系。讨论翻译、出版和当代中国新诗的关系，其中一个重要的脉络就是诗人译诗，这在早期中国新诗诗人中就已经有非常突出的例子，比如穆旦、冯至、戴望舒、卞之琳等，而在1980年代以后又有了一个新的发展。我很同意亚兵说的，不是说诗人译诗就一定都能译好，也存在一个适配度的问题。我觉得诗人译诗的意义，不仅是通过翻译帮助读者增进对域外诗人的理解，领受到更多的诗歌的艺术魅力，而且也是在扩展和丰富我们母语的表现力。
刚才范晔提到过“晚点”的问题，但我想可能并不存在所谓“晚点”的问题，80年代西方现代诗歌对国内诗歌写作者和读者的冲击，带有一种潮流性的特征，因为在此之前我们对西方现代主义以来的文学曾经经历过一段隔绝期，所以重新接触的时候，普遍有强烈的新鲜感和陌生感，也因此在一两代人那里都构成一种接受上的潮流化的反应。今天译介过来的这些重要诗人的诗，的确很难再产生那种强烈的新鲜感和陌生感，但它们仍然可能会对写作者和读者产生影响，只不过不再是那种潮流性的影响，而是对具体的个体带来启发，对具体的写作者来说，真正能够进入其写作血脉里的影响，应该还是在他对某一诗歌脉络有持续阅读和深入了解的时候。今天回头来看80年代，那时对西方现代诗歌的接受可以说相当狂热，但这种接受也有其缺陷，很多时候只是在修辞、风格等层面去理解这些诗歌，认识把握的深度是不够的。这种狂热的接受反应，也许恰好是另外一种“晚点”造成的特殊效应，今后应该也很难再现了。
汪天艾
汪天艾：今天这个日子还蛮特殊的，是诗人马骅离开我们20年的日子。十年前，我还在西班牙念书，当时在马德里民间有一个小型的中文诗歌分享会。我印象很深的是当时有一个还在念书的西班牙男孩子，他用刚学了没多久、磕磕巴巴的中文，念马骅那首著名的《在变老之前远去》，他用中文把诗念完之后，就开始用西班牙语给人家解释他为什么喜欢那首诗里的几行。那个画面很打动人，我突然意识到，一个中国当代诗人的非常个人化、经验化的句子，被一个跟他写诗时年纪差不多的西班牙青年人，用母语给我们讲述他对那几行诗的理解。这对我作为一个外语诗歌的翻译者来说，是我重新跟我的母语相遇，并且那个时候会让人相信，诗歌在本质上是一个可以超越语言的存在，这是我们作为诗歌译者会感受到信心的时刻。
作为一个诗歌译者，另外给我信心的地方，是那些用中文创作新诗的朋友和老师给我的反馈。因为我自己不写诗，我的语言和语感以及中文创作意识是欠缺的，所以我其实对我译出来的诗，到了中文语境里它到底能带来什么样的阅读效果，没有太多的概念。我可能对原诗的理解更充分一些，因为我研究它。而那些使用中文创作诗歌的老师们，他们会给我具体的反馈，具体到某一个词、某一行句子的翻译，可能我自己处理的时候是全凭感觉，但他们会给出一理由，让我重新去审视我当时为什么做这个选择，我以为我是无意识的，也许我是有意识的，那么这种具体的反馈对于不创作的我来说，是传递给我一种信心。
我这几年主要还是在做外国文学编辑的工作，《世界文学》杂志接下来的一期会出一个专题讲文学翻译，不同语种谈论文学翻译的合集。关于西语翻译那几篇文章，就是在谈论诗人译诗这件事，这些作者来自不同的西语世界，既是诗人也是译者。其中有一篇是一个哥伦比亚的诗人写的，那一篇的标题叫做《诗歌是对词语皮肤的翻译》，他把词语作为一个本质存在的东西，翻译诗歌可以产生对这个词语皮肤的翻译。他那篇文章里有一段，我作为编辑和译者，看时觉得很感动，因为他谈到了一个问题：现在很多人也可以读原文，那么为什么还要去读翻译过来的诗？就比如说我自己可以读西语的诗，但我还是会很享受读西语诗的中文译本，就我的阅读体验而言，他们是两样东西，我是把原版和译文版当作两本诗集来看，中文译本的诗集给我带来的母语阅读的体验和快乐，不是读原诗能替代的。
这篇哥伦比亚作家写的文章里，他也谈到了这个话题，他说：多亏有他们（拉美文学世界的译者），20世纪上半叶的南美洲大陆才获得了某种世界性。他们无价的劳作哺育着我们，为我们打开了通往另一番天地的门。透过翻译这片棱镜，我们可以看见他岸的风景，无论镜片是否改变了风景原来的样子，等到我们能够如履薄冰地阅读原文的时候，译作的声音还是会使我们对原著一见如故。这一本本翻译作品是我们终将汇入未来的年少时光，是我们在黑暗中独自搭建的想象之桥，曾经充盈过我们的世界。因为他们当年也是小的时候看译作，后来他们长大了能看原著了，但是他们对这些原著一见如故，是因为他们曾经读过，在小的时候是这些译作丰富过他们的想象世界。
张桃洲
张桃洲：刚才范老师谈到晚点、准点的问题，其实我觉得可能某一个阶段我们的诗歌写作会有意识地寻求一些外来资源，比如说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或者八九十年代某个时期。现在给人的感觉就是这种动力好像不那么足。但我认为，翻译对于我们创作的影响，有时候是偶然的，有些不知名作品，可能是纯粹凭兴趣翻的某个人的作品，也会对某个读者产生触动。我喜欢阅读各种杂七杂八的书，这几年我也翻一些巴克斯特的作品，这可能就是来自年少时代一次非常偶然的阅读。那个时候可能都不清楚巴克斯特是谁，但是他会对你产生一种偶然的影响，之后可能会持续地影响到一个人，最后促成一种特殊的动力，让我后来翻译了他的一些作品。
还有一点就是有些翻译作品，有时候我会困惑。比如说《圣经》的译本，我们知道《圣经》有很多译本，对我来说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和合本，虽然它后来受到很多批评，包括一些严厉的批评。但我后来看了冯象的译本，我的一个感受就是冯象可能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研究者，研究《圣经》非常出色，很深很透，但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读他的译本找不到感觉——也就是伟驰说的“味道”。可能是原来的和合本留给我的印象太深了，它一直左右了我的趣味。也许冯象的译本非常准确，每个词都精挑细选，但就是找不到那个味道。在诗歌翻译中追求的准确性，还有刚才铁军说的直译、意译的限制性，都非常重要，但对诗歌来说，这个味道在翻译里面要占一个什么位置？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我其实很认同伟驰的说法，诗歌中没有味道，那这个译本究竟是不是成功的，或者说翻译是否真的完成了，我觉得这是要打问号的。
臧棣
臧棣：近十年翻译和诗歌的关系，我有一个感触，就是好像我们有意识地在抽空，好像我们当代诗歌到了一定的水平，外国诗歌大家都见识过了，觉得没什么了。就拿当代的先锋写作来说，现在好像都主张要回归到传统方式之中，曾经对先锋小说、现代派的热爱变成了一个污点。比如现代诗，我记得当年诗歌论争的时候，谢有顺、于坚等人说，中国知识分子抱着西方的文学资源，唯西方马首是瞻，他们认为这不对，觉得中国诗人已经很成熟了，中国当代诗歌已经到了一个可以跟西方诗歌相抗衡的阶段，这些言论当时对我刺激很大。翻译到中文世界的那些诗人，比如里尔克，他们觉得是二流诗人、三流诗人，不如中国当代诗人写得好。现在这种观念也存在，觉得中国诗歌到了今天，不需要再去仰仗或者依赖他山之石，已经有了足够的自信，本世纪初我也这样认为。但是“大雅”这十年的出版，对我的观念有很大改变，比如对希尼等诗人，我们那时候熟悉诗歌史，对于一些名篇等，大致知道怎么回事，但我后来读雷武铃翻译的《踏脚石》，发现除了文学史中浮在水面上的线索，这些翻译作品让诗人更丰富、更真实了，就像一个朋友。我从那本访谈录里学到了很多，比如怎么评价别人的写作等等。所以我觉得“大雅”做的这套书，包括洛威尔、沃尔科特、文德勒等，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补充、解释的作用，把一个诗人做透，这会对那些有点自满的同行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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