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开心了？”我问道。
西蒙·拉特尔爵士略带愧疚地盯了我一眼。他在慕尼黑，坐在沙发上，跟我谈他与世界顶级乐团的斗争史，毫无保留地聊了两个小时。现在，他看上去有点满意的样子了。
这是我俩四十年来第一次面对面做采访。当我问西蒙是否愿意上BBC三台的广播节目“莱布雷希特访谈”时，他说：“我肯定会乐在其中的。”毕竟时机恰到好处。工党刚刚赢得大选。拉特尔当年曾被视为音乐界的托尼·布莱尔，那时后者还年轻。我问他是否会去联络新政府。
“我会给基尔·斯塔默写信，也会给丽莎·南迪写信。”拉特尔的回答很简短。
“你会跟他们说什么？”
“恭喜。请照顾好它。”
英国音乐的状况让他心碎。他告诉我，为了上演《塔利斯幻想曲》，他要临时找一批兼职弦乐乐手。他说：“很多人的回复是，‘这原本会是很好的机会，但我已经改了行，我正在接受教师资格培训。我已经在国民医疗服务系统工作。我们需要养家糊口。’想到人们此间经历的一切，我的心在流血。”
而这已经是英国音乐顶尖水平的状况。他认为，进入音乐生涯的入门环境几乎已经消失了。“想想如今人们必须怎样才能第一次登台，”他叹了口气，“我小时候可是万事俱备。”
他在利物浦长大，会读姐姐从图书馆借回家的乐谱。“我姐姐有自闭症。苏珊觉得我会喜欢勋伯格的《五首管弦乐作品》，所以我八九岁时就知道它们了。而我确实喜欢。现在还有哪家公共图书馆能借到这些？”
他父母让他听晚上七点半的广播三台晚间音乐会。“我妈妈是来自肯特郡的工人阶级的女儿，后来改头换面，说起了上流社会的口音。我父亲带我去听爵士乐。我六岁时就听过艾林顿演奏。我那时真的可以说就坐在钢琴底下。我听过巴迪·里奇（Buddy Rich）、梅纳德·弗格森（Maynard Ferguson）。过了一段日子后，我在酒馆里听利物浦本地诗人的表演。”生活是如此丰富，以至于他那时并未听说披头士。
“那时的利物浦可有不少大人物。奥地利人弗里茨·施皮格尔（Fritz Spiegel）曾经是皇家利物浦爱乐乐团的长笛乐手，他为Z-Cars（译注：警匪电视剧）配乐，并写出了一部开创性的著作《自学利物浦方言》。在乐团里坐他旁边的是（音乐电视节目的激励者）阿塔拉·本-托维姆（Atarah Ben-Tovim）。”当时乐团的指挥查尔斯·格罗夫斯（Charles Groves）也让他参加排练。“他觉得照顾年轻音乐家是他工作的一部分。”
西蒙·拉特尔
他在16岁时通过了高级证书考试，进入皇家音乐学院，然后很快就组织了一场马勒《第二交响曲》的演出。他回忆：“当时的管理者认为我们还不够成熟，不能演奏马勒的作品。那时也很难找到乐手……排练时候我们只有一个中提琴。我很高兴我找到了足够多的歌手，他们唱得都很好。我不想故弄玄虚，但是探索这样的音乐确实是一件不同凡响的事情。单就感觉来说我们觉得可以展翅高飞，但我确定我们实际上只是勉强演了下来。”
在被经纪公司看中后，他先后在BBC苏格兰交响乐团和伯恩茅斯交响乐团担任助理指挥，25岁被任命为伯明翰市立交响乐团首席指挥。其他人可能会双手紧抓这个邀请。拉特尔的选择则是休业一年，去牛津读文学。
“那时我想知道，没有音乐我还能活下去吗？”他回忆：“我那时已经以客座身份去国外指挥，有时我喜欢那种经历，有时也会比我能够想象的还要孤独。我想知道如果我不是音乐家，我会是什么样的人。”
他在牛津大学读了三个学期，期间没有听过一场音乐会。“当我重回音乐时，听到的第一场音乐会是约翰·卡雷威（John Carewe）和布莱顿爱乐乐团演奏的贝多芬《“英雄”交响曲》。约翰当时说，那是一支临时组建的乐团，不会有什么好表现。我不在乎。我一路都在抽泣。我那时哭得太厉害了，以至于好几个观众为了躲开我都挪了几格座位。”
当时的伯明翰正处于巅峰期，“那是所有星星都对齐成一线的时刻之一。”他的利物浦老乡埃德·史密斯担任经理，两人一起——“我们当时就像是吉尔伯特和乔治”（译注：Gilbert & George，英国著名的艺术搭档）——从艺术委员会那里拿到了一笔数百万英镑的拨款，并获准建造一座新音乐厅，结果它成为了英国最好的音乐厅。拉特尔回忆：“我想我们那时不知道有多幸运，乐手们已经熬过了一段苦日子。他们说：‘我们已经很多年没看过牙医了。’我们后来一起去洗牙。当时那座城市想要重获新生。欧共体也参与其中。直到今天还是没有人知道那座交响音乐厅花了多少钱。雅克·德洛尔（译注：Jacques Delors，1985年至1994年任欧洲委员会主席）和基思·约瑟夫（译注：Keith Joseph，1981年至1986年任英国政府教育与科学大臣）为音乐厅的动工仪式破土。”
有一年夏天，他在格林德伯恩用格什温的歌剧《波吉与贝丝》让那里的香槟酒爱好者们感受到如同电击的体验，那是一部关于黑人贫民窟生活的歌剧。演员从美国招募而来。“有些人对这个很年轻的白人有点怀疑。在其中一首圣歌的速度上我们有过一些矛盾。有一位较为年长的成员对我说，‘西蒙，我们真的很喜欢和你一起工作。但我们时不时地会发现，你可没有在棉花行业工作的亲戚。’”他至今仍然定期与当时的原班剧组聚会。
我也是在那个时候认识了他。那时我们俩都去接孩子放学。我觉得那时如果是其他指挥家的话，大概就会派保姆去。但拉特尔是一种新式指挥家，最让他开心的事就是打破常规。他在伯明翰待了十八年后离开，手头并没有下一份工作。到了1999年，因为克劳迪奥·阿巴多在与癌症作斗争，柏林爱乐乐团的位置出现了空缺。丹尼尔·巴伦博伊姆显然是当时的热门人选。但是在一轮秘密投票中，拉特尔赢得了乐手团投票。那两人此后也一直分享指挥棒下的伤痛史。拉特尔这么透露给我：“巴伦博伊姆仍然会对我说，看，西蒙，我想我会是更适合他们的人。”
“那你是怎么回答的呢？”
“我说，丹尼尔，我那时就这么想……现在也是这样。”
柏林岁月被证明是一段残酷的觉醒历程。“在克劳迪奥（阿巴多）的最后一场音乐会上，卡拉扬的遗孀埃利耶特过来跟我搭话，她那时不是完全清醒，但非常激动。她说：‘西蒙，祝你好运。但要留神。那个乐团很伟大，但他们杀了我的丈夫，而且也差点要了克劳迪奥的命。要小心。注意你的健康，注意你的理智。’”
当时乐团里有一群顽固的抵抗者，也有一些保守派，其他人就都是铁石心肠。我很好奇：“你在星期一早上该怎么面对他们？”
“你得尝试很多方法，”他耸耸肩，“眼神交流并不总是有效。而且很难保持自己的自信。我确实时不时地挣扎过好几次。有一次有位年长的乐手对我说：‘上周詹姆斯·列文在我们这里。他跟我说早安。我应该怎么为早上向我说早安的指挥演奏呢？’另一位老前辈说：‘如果我们要演奏埃尔加，那我们不妨演奏——吸了一下鼻子——马勒。’”拉特尔的伯明翰自信立刻成为过去式。
最美好的时光是让音乐占据主导的那些夜晚。他向柏林介绍了在世的作曲家——利盖蒂、古拜杜丽娜还有维德曼（Widmann）、阿戴斯（Ades）和特纳奇（Turnage）。他上台时会抬头望向右手边，看看总理默克尔是不是坐在那里。“她会说，在巨大的移民危机中，这是我唯一可以有不受打扰的三个小时的地方。”
他有没有看到过哪位英国首相？他回忆了一下：“撒切尔，她来听过《波吉与贝丝》。”
他驾驭这辆乐团中的保时捷为时十六年，直到他再次下车。他说：“作为一名在柏林的指挥家，那里可以很友好，也可以彬彬有礼，但你并不是行会的成员。他们是那里的名歌手。他们是那些留下来的人。指挥家们都是过客。”
他的继任者基里尔·佩特连科是一个内向的人，从不接受采访或录制唱片。拉特尔对此很高兴。“他们有了一位伟大的指挥家，他在我会让步的领域完全不妥协。基里尔从不放弃，我相信这会让他们完全抓狂，但他已经让他们成为了一支……更容易……让我们其他人指挥的乐团。”
在柏林经历伤痛后，他开始与伦敦交响乐团交流。“那些人都是我在皇家学院或更早时候就认识的朋友们。这让我感觉我们可以简单地创造音乐，并看看它会怎样发展。”伦敦交响乐团请他帮助他们来造一座新音乐厅。他回忆：“我那时说：希望这不会是我们未来几年谈论的唯一话题。”但事实就是如此。然后英国脱欧和新冠疫情将此计划扼杀，同时他对巡演的忍耐也到了极限。乐手们需要的比他能给予的更多。他辞去了那里的音乐总监。
就在那时，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的一位朋友来跟他甜言蜜语，并且以高速铁路般的速度为他张罗了几场音乐会。从在利物浦的童年时光起，那支乐团的声音就印在他的脑海里。慕尼黑的乐手们送给他一件印有“你永远不会独行”字样的T恤——用巴伐利亚方言。“跟利物浦方言有点像。”他笑着说。
音乐厅再一次成为了问题。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与慕尼黑爱乐乐团共用音乐厅。曾经有人承诺要建一个新的音乐厅，但已推迟到 2036年。我提醒他，“你那时要81岁了。”
“我的工作是说服他们加快行动，”拉特尔尔保持着他的外交辞令，“无论我的继任者是谁，继续这项工作进程对我来说完全没问题。”
我从未见过他如此放松。在疫情期间他做了白内障手术，他也提到会把我的一个问题转给他的心理医生。我对他说他看起来很开心，他想了很久才说：“多谢你的赞美……我喜欢在这里工作，乐团就像一个大家庭，非常随和，但他们演奏起来却像恶魔。我觉得在这里我真是一个幸运的人。”
两杯卡布奇诺在咖啡桌上已经冰凉。我感谢他抽出时间，他轻声说：“诺曼，这访谈我们拖了四十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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