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刻把握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定向与现实根基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强大的“历史纵深感”，在历史与现实的时间坐标轴上敞开建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未来视野。深刻把握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定向和现实根基，需以“大历史观”把脉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演进，立足新的现实起点勘定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所处的历史方位，在历史与现实相统一中把握“第二个结合”的历史张力，扎实推进建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实践。

一、以“大历史观”把脉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演进

“大历史观”是透过历史现象洞察历史规律的重要方法，具有长视距、大视野和深层次的独特性，是坚持和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具体体现。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树立大历史观，要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把握世界历史的发展脉络和正确走向，认清我国社会发展和人类发展的大逻辑、大趋势。将视野置于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有助于透视历史运动的本质和时代发展的方向。“世界历史”思想作为一种理解历史的概念，集大成于黑格尔。黑格尔从理性维度研究历史。在他看来，哲学用理性“观察历史”，理性是世界的主宰，在历史必然性中洞悉“自由意识的进展”，阐明世界历史是合理的过程。在人类历史演进中，尽管黑格尔洞见到了“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要素，但他将历史动因归结于绝对精神和自由意识的运动，无疑是偏离了世界历史发展背后的现实根基和物质动因。

在“具有杰出历史感的哲学家”的马克思看来，人类文明类型在“社会—历史”互构逻辑中生成，依循生产方式的演进而具有历时性。例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以分工为主线，描述从部落所有制到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再到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最后到资产阶级所有制的人类历史的所有制演进路径；以具体历史事件为阶段性标志，梳理资产阶级开辟世界历史的形成过程。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整体性考察亚细亚、古希腊罗马、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细致阐明人类文明形态与经济社会形态的发展具有同向同构的特点。基于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人类文明形态随生产方式的更替而历史性演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正是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实践进程中被提出、被规定、被形塑和被指认。

立足“大历史观”，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与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共时性中推动“历史走向世界历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了解历史才能看得远，理解历史才能走得远。”一方面，“了解历史才能看得远”表明要深入洞察世界历史发展趋势，加强人类文明交流互鉴；以“大历史观”纵深视野把握中华文明的历史流变与鲜明特性，推动中国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党的理论创新和人类文明演进的重要前提之一表现为深度透视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内在动因，“以海纳百川的开放胸襟学习和借鉴人类社会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推动不同文明“和而不同”地由“历史走向世界历史”。另一方面，“理解历史才能走得远”指明要科学把握人类文明形态演进规律。通往现代化道路的文明类型并非只有西方现代化道路这一条历史路径。为彻底摆脱“欧洲中心主义”窠臼，破除西方现代化的“非现实性”和“非历史性”的困境，蔽除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总体性危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是把握走向现代化的“金钥匙”，为建构人类文明新形态和把握人类历史发展规律作出中国式经验示范。

二、立足新的现实起点勘定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方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系统考察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洞悉人类文明的历史根基和现实土壤，既贯通古代中国、现代中国和未来中国，又推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既清晰明确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当前所处的历史方位，统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又谋划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未来走向，为建构人类文明新形态奠定了坚实基础。

知其所来，识其所在，明其所往。“新的起点”意味着新的历史制高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处在怎样的、新的历史制高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融贯世界历史和中华文明史，是亟待深耕的历史课题。就“历史向世界转变进程”来讲，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环节。当代世界处于“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时代”，现代性命运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关切，更是文明国家的历史归宿。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方兴未艾，资本主义现代文明占据世界主导优势，社会主义文明在世界范围内展现出巨大历史张力，迎来异质于资本主义现代文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机遇；就贯通古代中国、现代中国和未来中国来讲，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标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历史节点。中华文明的历史演进有规可循。中华民族立基于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余年的文明史，沉淀于五百余年的社会主义历史、百余年的党史、七十余年的国史和四十余年的改革开放史。文化关乎国本、国运。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题中应有之义，不仅关系到中华文明的“复归”，更关系到国家前途和民族复兴。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交织激荡中，只有理解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渊源和理论定位，才能增强中华民族的历史自觉和文化自信，把握历史规律、顺应历史大势、洞察历史机遇，把脉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历史走向。

寻根溯源，扎实根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莅临“新的起点”。何以在其既有的历史根基和现实土壤之上把握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定位？其一，厚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明晰中华文明的现代定位。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历史的“根”，才能把握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有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突出特性，推动中华文明的优秀因子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其二，立足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形塑”，厘清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定位。现代化的历史成就集体体现为现代文明，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实践如果用文化形态予以标识，那么就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历史阶段准确把握时代使命，洞察现代化历史命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过程，其社会主义性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实践形式所赋予的。其三，遵循历史发展规律的“指认”，建构人类文明新形态未来定位。深化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认识，实际上是深化对文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作为世界文明的一个重要分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新文明的形态，为建构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理论可能性和现实可行性。

三、在历史与现实的统一中把握“第二个结合”的历史张力

历史映照现实，现实观照历史。历史传统与现实实践共存共生，要在现实中、而非抽象的“质料”中把握历史。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诉诸“既有的”“现实的”历史材料，“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厘清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基本逻辑和规律性认识，将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沃土，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进而彰显“第二个结合”是“必由之路”的历史价值。为此，要正确处理好以下三对张力关系。

坚持文化自信，解锁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之间的内在张力。文化主体性是一个民族立于不败之地的精神之魂，以历史主动精神坚定中华文化主体性。对于现代文明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中华民族素来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内涵实质“高度契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守德治主张，崇尚诚信正义，力求和合大同的精神特质，以“天人合一”“为政以德”“由己度人”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和道德观的内核，集中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于国家与社会、个人与共同体关系的内在反思及其“质”的规定性，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涵养中华文明走向现代的文化价值，促使中华民族从精神上的被动转向主动、从自在走向自为。“第二个结合”进一步巩固了文化主体性，汇集不同历史阶段和时代发展的思想精华，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现代内涵，保持超越时空的永恒魅力，实现了我们党又一次的思想解放。

坚持开放包容，释放民族国家与世界历史之间的结构张力。从世界历史语境来看，各个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基于人类的普遍交往基础之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并非孤立的存在，不能割裂与各个民族国家的空间性、结构性联系。具备社会主义历史定向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世界现代文明相连接，积极主动学习借鉴一切人类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马克思主义是“魂脉”，明确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价值立场，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予以建构，打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现实性作为空间。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以社会主义独有的文化禀赋为社会主义新现代性的建构作出贡献。中国共产党以历史自觉和历史自信彰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蕴含的社会主义价值立场，坚持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坚持民族国家历史特殊性与世界历史普遍性命运相统一，为有效应对全球文化冲突提供了“中国方案”。

坚持守正创新，聚焦历史科学范畴与特定历史实践之间的内生张力。“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马克思恩格斯摒弃抽掉全部历史现实的血肉、将历史概念化为抽象的“一般运动形式”的纯粹“一般历史哲学”，而是将普遍性现代化历史的根子扎进具体的、内生性的民族国家中。即是指明，总体性的历史现实深嵌于内生性的现代化实践过程。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内生动力机制，来自中国共产党的守正创新。守的是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守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而创新，创的是新思路、新话语、新机制、新形式。中国共产党在“不变”本质与“变”动现象的历史辩证法中，尊重历史发展规律，观照历史主体价值，探寻历史渊流支脉，以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性、内生性实践引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本文系上海市哲社规划“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基地”专项课题“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文明根基与历史底蕴研究”（批准号2024VSJ003）阶段性成果]

（吴海江，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李文莹，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