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时，德国人打破了音乐的调性，意大利歌剧也已才思枯竭，此时轮到俄国人站出来，继承世界主宰之位。俄罗斯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受欢迎的作曲家谢尔盖·拉赫玛尼诺夫，还有两位最忙碌的激进分子：斯特拉文斯基和普罗科菲耶夫。利奥波德·奥尔（Leopold Auer）从圣彼得堡的琴房里源源不断地培养出了最杰出的小提琴家：米沙、雅沙、托沙和萨沙[译注：米沙·艾尔曼（Mischa Elman）、雅沙·海菲茨（Jascha Heifetz）、托沙·赛德尔（Toscha Seidel），和萨沙·雅各布森（Sasha Jacobsen）——严格来说他不是奥尔的入室弟子。这四位小提琴家都在同一时间活跃于美国，格什温为他们创作了歌曲《米沙、雅沙、托沙、萨沙》]。芭蕾在谢尔盖·佳吉列夫的带领下焕发了新的活力。
战争与革命此后接踵而来，这些人才流散各地。苏联作曲家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以精心创作的模棱两可的作品求存，但还是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创造性思维。有些人，例如加琳娜·乌斯特沃尔斯卡娅（Galina Ustvolskaya）则走向内省，以至于足不出户。其他人则从哈恰图良和卡巴列夫斯基那里受教，创作出中庸而煽情的交响作品。
爱迪生·杰尼索夫（Edison Denisov）作为莫斯科音乐学院的一名意图颠覆的教师，与皮埃尔·布列兹和路易吉·诺诺一直保持着热线联络，同时为俄国本地创作合唱作品。索菲娅·古拜杜丽娜（Sofia Gubaidulina）可谓名震一时——这位有着鞑靼-穆斯林和波兰-犹太血统的女性又参加俄罗斯东正教仪式，曾经结过三次婚，创作的音乐充满超现实主义色彩。在批改她早期的一部作品时，肖斯塔科维奇曾对她说：“不要害怕做你自己。我对你的祝愿是：你应当继续走你自己的，不正确的道路。”
索菲娅·古拜杜丽娜（1931年10月24日-2025年3月13日）
在她曾经尝试过的序列音乐、随机音乐和电子音乐都被严格查禁后，古拜杜丽娜与苏斯林（Viktor Suslin）还有阿尔乔莫夫（Vyacheslav Artyomov）合作，组建了一支得到官方批准的民谣器乐组合。巴扬——这种气喘吁吁的喀山手风琴，被他们加入了她狂野的管弦乐作品中，增添了独特的韵味。
1979年，古拜杜丽娜在莫斯科与拉脱维亚小提琴家吉顿·克莱默挤进了同一辆出租车，克莱默当时已经获准在国外居住。由此而来的成果是《奉献》（Offertorium），这部小提琴协奏曲以来自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的一个主题作为踏入一个混乱宇宙的道德指南，在这个宇宙中，作曲家所创作的最奇怪的声音会像一部六集侦探故事电视剧那样，逐步揭示出其中的秘密联系。在聆听《奉献》的过程中，人的耳朵会逐渐调整以适应某种前所未见的行星排序。我可以通过命名乐器和分析其与阿尔班·贝尔格协奏曲的相似性来描述这部作品，但除了催眠性之外，我反对任何人试图概括其本质。
克莱默在1981年首演了《奉献》，赢得了维也纳观众的一片好评，古拜杜丽娜却未能出席。1985年，她用邦哥鼓、铜锣、约翰·凯奇式的加料钢琴以及其他手边能找到的乐器来谱写斐波那契数列和T·S·艾略特的诗句。
但好景不长。1991年底，我发现德米特里·斯米尔诺夫和埃琳娜·菲尔索娃住在伦敦西部奇斯威克的一家庇护所里。杰尼索夫当时在瑞士，即将前往巴黎。施尼特凯的朋友阿尔弗雷德·施尼特凯（Alfred Schnittke）住在汉堡。亚历山大·伊瓦什金（Alexander Ivashkin）从新西兰给我发传真。
克奈费尔（Alexander Knaifel）去年在柏林去世。他的《歌中之歌》（Chapter Eight: Canticum Canticorum）最近由ECM唱片公司发行，为俄罗斯音乐家和他们所遭受的一切献上了永恒的安魂曲，奏响的是空灵的遗憾。大提琴在大教堂般的宏伟合唱中独奏，为了未能出声的无数人说出了千言万语。
古拜杜丽娜于1992年在汉堡郊外的一个村庄定居，她为来访的旧友们一直准备着一个滚沸的茶炊。她曾表示，在克奈费尔之外，她的作品也受到了另一位音乐家——大提琴家罗斯特罗波维奇的影响，罗斯特罗波维奇曾为她提供了一架三角钢琴。她的《太阳颂歌》（The Canticle of the Sun of St Francis of Assisi）为大提琴、打击乐、弦乐和合唱而作，是现代美的奇迹，前提是你能训练出足够多的声音来克服它的复杂性。
古拜杜丽娜于上个月去世，享年九十有三，这并不一定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可能更是俄罗斯音乐未来希望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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